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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3页）

安德烈对地鼠身份的设想尽管符合逻辑，但全都错了。地鼠和“赫尔曼先生”的关系并不“符合逻辑”。他既不是使馆雇员，也不领军情六处的薪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算地鼠。他是皇家空军少尉列夫科瓦楚克，这个姓氏本身就带着喀尔巴阡山脉的回响。科瓦楚克少尉家在伦敦近郊就在斯劳，准确来说但他的出生地是乌克兰，战前在莫斯科读中学，战争爆后投奔在伦敦开洗衣店的亲戚。科瓦楚克少年时代的同学和至交好友，是一个被所有人亲切地喊作“米卡”的柏林男孩，跟着父母从纳粹德国逃过来的。

听起来耳熟吗？

科瓦楚克少尉是驻柏林空军的一员，但柏林封锁已经过去很久了，也不是每天都有战机对峙的大戏。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奥林匹克体育馆兼职俄语翻译，和苏联事务顾问。他对莫斯科和东柏林总是心怀同情，前者承载着少年时代的甜美回忆，后者是对好友的一种情感溢出。“米卡”时不时会向他打探消息，科瓦楚克有时候会回答，大多数时候不。要是被拒绝了，“米卡”也并不坚持，比起政治，他们更珍惜友谊。

就在安德烈去图书馆的同一天，离关门时间只剩三十分钟的时候，科瓦楚克少尉走了进去，从同一个戴着眼镜的图书馆员身边路过，径直走向童书区，取下第一个书架上唯一一本标题里有“兔子”这个单词的书，翻到29页，里面夹着一张纸条，用蓝色蜡笔写的，“獾在收音机上听什么？”

意思是美国人的雷达站在监听什么。科瓦楚克少尉并不确切知道，也并不知道隧道的存在。但是安德烈和柏林行动处讨论要设计怎样的假文件送给克格勃和斯塔西的时候，也邀请了这位乌克兰裔空军少尉，希望他帮忙分析苏联人的思考方式，令假文件更有说服力。科瓦楚克明白自己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德国朋友，但他感到有必要警告亲爱的“米卡”，他手上至少有一个信息来源，是英国人放的毒饵，但很遗憾，科瓦楚克并不知道更多细节，甚至不知道这个信源是男是女。他匆匆用钢笔在纸条上写下一句话，夹进书里，放回原处，离开了图书馆，此时离闭馆还剩二十分钟。天黑得很快，雨云吞没了徘徊不去的日光，暴雨也许要下一整晚。

第十九章

“赫尔曼先生”绝口不提从科瓦楚克少尉那里得来的消息，就像蜘蛛把意外得来的小飞蛾一层层裹起，藏进潮湿的树洞里，稍后再吃。科里亚绝对不能知道这件事，不然这位俄罗斯同僚肯定会抄起不久前汉堡码头装卸工那件事，当作木棍一样猛敲斯塔西的头。因为莱纳送去的假线报，那两个不幸的装卸工已经进了西德的监狱，还会在里面待上很多年。

然而这个裹在蛛丝里的小秘密，和克格勃手里的大秘密一比较，显得非常滑稽。克格勃早在雷达站建起来之前，就知道了隧道的事。一切都仿佛是按照安德烈最糟糕的噩梦来编排的：地鼠出在办公室里。这个人保密等级比安德烈还高，在计划尚未成形的时候就参与了中情局和军情六处的联合会议，随后直接把隧道的图纸泄漏给克格勃。你其实已经听过这个人的故事了，1961年之后的每一届士官生都要坐下来听乔治布莱克的惊人冒险。布莱克，战争英雄，大家都喜欢的荷兰朋友，1944年就加入情报处的老手，竟然是在朝鲜的战俘营里向俄罗斯人投诚的，谁想得到这种事？他说自己的动机是信仰，是纯粹的理想，不过哪个叛徒不这么说呢？

柏林隧道是布莱克的永久纪念碑。所有的投入，从行动处高层到最不起眼的小麻雀，从雷达站到录音设备，特制钢板，通风管道，专门研的垂直打孔装置，整整65o万美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65o万美元，相当于两架u2侦察机的造价，全都浪费了。

但我想安德烈私下里同情布莱克，尽管他逃避谈论这件事，声称自己和布莱克从未交谈过三句话，要是追问下去，他会给你一些官方答案，什么忠诚，什么专业素养。但如果当时在整个军情六处里，有谁能理解布莱克的话，那就是安德烈。他们都是移民的孩子，天晴的时候你付出得再多，也避免不了下雨的时候被人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从安德烈身上，军情六处永远看见一个德国人；从布莱克身上，军情六处永远看见一个荷兰人。

布莱克在传记里自辨，“你得先有归属感，才能谈背叛，而我从未有过归属感。”也许安德烈会同意这句话，只是他们的反应不一样，布莱克选择背叛，安德烈选择退出。他至少还有选择，麻雀没有同样的运气。这是后来的事了，那段时间就像火车冲下悬崖一样，天旋地转，连重力都变得不可靠了。也许我不该喝刚才那杯威士忌的，我慢慢来，一件一件事说清楚，也许把窗开了吧，我亲爱的，来一点新鲜空气。

莫斯科后来声称，他们早就知道这场阴谋，但是决定“故意”让美国人挖进苏占区，以便灌输假情报。这是保全颜面的说法，莫斯科要不就彻底不相信中情局能打出这样一条隧道，所以坐着没动；要不就打算存下一个定时炸弹，必要时拿出来炸毁外交关系。克格勃甚至没有把隧道的存在告知驻柏林红军总司令，军官们自始至终在用那些被窃听的电话线来讨论武器库存，连队动向和讨人厌的上级，更为糟糕的是，他们甚至泄漏了外长莫洛托夫的行程。不管克格勃辩称自己袖子里藏着什么聪明诡计，都补救不了。

科里亚知道隧道的存在，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笃定地认为莱纳是块“毒饵”，而且那么轻松就把莱纳转手送给“赫尔曼先生”，然后冷眼旁观后者追着海市蜃楼乱跑，始终没有说一个字。可以想象科里亚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他从来不喜欢这颗柏林新星，认为“赫尔曼”太年轻，太古怪，太羸弱，什么都比俄罗斯人差一个等级。克格勃和斯塔西是一对被政治绑到一起的伴侣，在公共场合牵着手，承诺永恒的爱情。私下里互相猜忌，充满嫉妒地保护自己的领地，提防对方趁深夜偷走东西。

想象一下“赫尔曼先生”的愤怒和羞辱，1956年4月21日深夜，克格勃“意外”挖出了美国人的隧道之后，这位斯塔西头子甚至没有得到通知。记者都已经像秃鹫一样向掘现场俯冲了，他才被下属捶门的声音吵醒，匆匆上了一辆等在外面的伏尔加汽车，一路踩油门奔向苏占区边界。更尴尬的是，看守隧道入口的克格勃不认识这个穿着睡衣睡裤的奇怪男人，差点拔枪，最后是一脸得意的科里亚把“赫尔曼先生”领了进去，像个骄傲的导游一样向他展示美国人安装在隧道里的铁门，上面用俄语和德语写着“将军禁止进入”，句子的语法是错的。

根据守卫的回忆，这两个间谍头子在隧道里呆了十几分钟，出来的时候科里亚吹着口哨，而那个瘦长的东德人脸色比之前更苍白，棉睡裤裤腿浸透了泥水，冻得嘴唇黑。科里亚把外套脱下来给他，但是被拒绝了。两人上了同一辆车离开，这时候东德警察已经安装好了带支架的射灯，把整片湿漉漉的泥地照得通亮。

在莱纳的世界里，4月21日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六，和上一个没有什么区别。他很少买报纸，只是偶尔路过报摊的时候扫一眼头版大标题。隧道的闹剧还没来得及见报，即使莱纳留意了，也不会现什么有趣的内容。

下一次和安德烈的会面在十二天之后，这个周六莱纳已经有了安排，他打算重新给小阳台的栏杆上一遍油漆。在此之前，他想先下楼去买碱水面包。刚走出通往大街的那扇门，门房拉开信箱上方的小窗口，叫住了他。

“沃格尔先生，刚才您的本杰明叔叔打电话来了。”

“本杰明叔叔”就是安德烈，他不得不用非加密电话沟通的时候，就会用这个代号，莱纳的新公寓里依然没有装电话，他不觉得有必要，实在需要打电话，可以到门房那里去。不过安德烈几乎从来不用这种方法找莱纳，电话总是意味着紧急状况。莱纳扶着大门，冲头灰白的门房露出微笑：“没什么要紧的事，我希望？”

“他说您的表妹从德累斯顿回来了，如果想一起吃晚饭，可以打电话给她。”

这是马上见面的信号，莱纳必须设法赶到“阁楼”。他向门房道谢，走了出去，在心里规划路线，手放在衣袋里，拨弄里面的硬币，试图缓解紧张。不能直奔电影院，这样只会引起斯塔西跟踪者的警觉，假如有的话。所以他继续向面包店走去，安静地排队，买了两个布雷结，一边吃一边过马路，走近书店，借助橱窗的大块玻璃观察身后。星期六早晨，人影稀疏，似乎没有人留意他，面包店前站着一个抽烟的男人。莱纳转身走向电车站的时候，那个叼着烟的人并没有跟来。安全起见，他还是换了两次车。

电影院没有开门，太早了。后门的钥匙藏在台阶和花盆的缝隙里，莱纳擦掉钥匙上的泥，打开门，走进静悄悄的影院。脚步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激起回声，楼梯间一片昏暗，电闸似乎关了，灯没有反应。莱纳摸着扶手走上去，按照约定的暗号敲了敲阁楼的铁门。

短暂的寂静。然后传来轻轻的摩擦声，门闩滑开，安德烈打开门，站到一边，示意他进去。情报官看起来一整夜没有睡，下巴养着两天份量的胡茬，眼睛似乎稍微凹陷下去，像一对被踩了一脚的沙坑，盛着长了苔藓的积水。他似乎想踱步，制止了自己，靠在写字台上，手指敲打着木头。

“我不能在这里待很久。”这是他的第一句话，“隧道被现了。”

“隧道？”莱纳重复了一遍，“什么隧道？”

安德烈眨眨眼，好像这才意识到莱纳是谁，意识到他并不知道埋在雷达站下面的秘密，甚至不知道雷达站。“只是，”他开口，摇摇头，“算了，反正你很快就会在报纸上读到这件事的，不如我来告诉你。苏联人现了我们在苏占区边界挖的隧道，我们用这条隧道来窃听红军的通讯。”安德烈看了一眼莱纳，试图露出微笑，不是非常成功，“还记得我问你要的地图吗？这就是我在这曾经是我在柏林的工作。”

莱纳在单人床上坐下，把面包纸袋放在大腿上，没有说话。

“所以，小鸟，表演结束了。”

“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