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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议英雄是如何被抹黑的（第2页）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松锦大战前半阶段，洪承畴是完全有绝对实力可以击溃多尔衮的。从《满文老档》记载的多尔衮当时的军报就可以看到，以四万敌十六万的多尔衮是抵挡的多么狼狈。但是过于保守的明军将战事拖延到了皇太极整军来援。皇太极在双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突出奇兵，彻底摧毁了明军的军心，完成了围点打援的经典战例。这场惨败，和地形因素没有任何的关系。相反，对于明军的车营和满清的骑兵来说，锦州附近多山的地形其实正是极不利骑兵挥、有利于车营火器防守的，这也正是孙承宗和袁崇焕选择在锦州筑城的原因所在。

他不策应朝鲜和东江，不仅让东江受损，朝鲜和后金结盟，更让蒙古部落寒心转而投靠后金，这样明朝在辽东的封锁圈就没有，毛帅一死后金则毫无顾及的绕道蒙古入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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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卯之役时，袁崇焕有能力策应朝鲜和东江吗，如果策应的话，有可能改变战争结果吗？

天启七年皇太极派遣阿敏率军三万征朝，顺便侵剿毛文龙。（三万这个数字可查看《朝鲜李朝实录》。明朝由于前线的毛文龙虚报敌情，所以有五六万、八万、十万三种说法，但是毛文龙虚报敌情、谎报军功是家常便饭，将其所写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和满清、朝鲜历次记录相对照，几乎从来没有未夸大的时候，这次当然也是如此。朝鲜作为亲身参战方，且被阿敏打的凄惨无比，当然没有必要缩小遇敌人数。因此阿敏征朝兵力只可能比三万少，绝不可能更多。由于满清方面没有丁卯出兵数的记录，因此目前史学界都是以三万这个数字为准。）此时后金总兵力约有七八万，前一年宁远大战努尔哈赤的兵数就有五六万，因此皇太极留守沈阳的兵力至少还有四五万之多。当然比起全族兵力驻防，此时沈阳的防务当然是略为薄弱了一些。可是袁崇焕此时身为辽东巡抚，所辖仅有宁锦七万兵，即使倾巢而出取沈阳，也无胜算。更何况朝鲜的战事在正月二十六日阿敏攻克平壤后就已经基本结束，之后阿敏部队留驻朝鲜只是为了威吓朝鲜以便在定盟时多捞些好处罢了。袁崇焕接到朝鲜命令出兵的时候就已经是三月，此时出兵对朝鲜战事已经无济于事，而且随时存在被阿敏部队回师前后夹击的危险。事实上，如果朝廷真的下定决心，从蓟镇和山海关调集大军集结到锦州，并协同蒙古察哈尔部一起兵沈阳的话，对于近半数军队在外的后金来说，还是存在一定威胁的。但是毛文龙的谎报却让朝廷误判敌情，以为仅宁锦的兵力就足够犁庭捣穴——毛文龙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谎报征朝军有八万之众；又为了尽快减除自己的危机，谎报沈阳留守兵力不到一万（到四月更谎报皇太极将留守兵力还派出部分增援朝鲜）。因此，真正使得这次可能的机会被浪费的，正是****大佬口中英勇无敌的毛大将军。

因此，第一，由于毛文龙的谎报，使得明朝根本没有给袁崇焕配备能够威胁后金的军力。第二，即使三月份袁崇焕在接到朝廷旨意后立即全军出击沈阳，朝鲜和东江也早就在一个月前被打垮了，根本于事无补，唯一可能的结果是，袁崇焕的军队由于毛文龙的谎报久攻沈阳不下，以致于被回师的阿敏前后夹击，全军覆没。

2、丁卯之役朝鲜的惨败导致了蒙古部落寒心转而投靠后金吗？

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哪里有这么简单的事，没有切身的利益，怎么可能生立场大翻盘？喀喇沁部逐步转头后金，是从天启七年秋冬与察哈尔部大战却惨败开始的，如前“卖粮”事件中所述。

3、从《满文老档》中收录的“毛文龙来书”中也可以知道，丁卯之役后，毛文龙私自大打议和牌，在明清之间鼠两端，根本就没有了对后金作战的勇气和计划。即使在毛文龙间或还有胆一战时，广宁大战、宁远大战、宁锦大战这些所有的辽东战事中都未见东江的身影，难道毛文龙不死的话就能在己巳之战中建奇功？袁崇焕杀毛文龙也未及东江其余将官士兵，东江实力丝毫无损。如果要说毛文龙生前对后金有所威胁的话，即使他死后这支力量依旧存在。难道东江这支力量掌握在袁崇焕手中，还不如掌握在鼠两端的毛文龙手中威胁大？己巳之变的事实是，皇太极并未敢于倾巢而出。后金精英尽出的孤军深入行动，还要留下三分之二的兵力看家，当然是为了防卫辽东的明军。

关于崇祯为什么要杀他，这里也简单的介绍一下：

崇祯给袁大人定了许多罪，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崇祯留了他几个月，杀他是因为民愤不平，国法不容。民愤主要是京畿地区的，因为袁大人自己保证在蓟西堵住后金军，他上奏曰：“必不令敌越蓟西”，结果他瞎指挥，后金军过了他都不知道，第二天才往北京赶。

蓟门很险要，素有“畿东锁钥”之称，袁大人不集中兵力在这里堵，却把聚集的兵力四散到各地，连侦防都不能实现，实在是无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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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崇祯给袁崇焕定下的罪名里没有通敌、谋叛，用的刑罚却是标准的只对谋叛者使用的刑罚——凌迟一刑，仅用于忤逆和谋逆？用于袁崇焕，其实就是默认他是谋逆，不过根本找不到证据，只能莫须有着胡里胡涂用刑。

2、崇祯杀袁崇焕的直接原因是温体仁的坚持，这是史所明载的，温体仁一人就代表民愤和国法？不过代表党争而已！

3、“必不令敌越蓟西”这句话是袁崇焕在赶到蓟州后，给崇祯的奏折里说的。此时袁崇焕已被崇祯临时任命为勤王军总指挥，要求他务必抵挡住皇太极入口的军队，使其不能威胁京师。皇太极是怎么入口的？从蓟镇长城攻进来的。明朝几百年布置的长城防线都拦不住后金军队，袁崇焕凭借五万军队（其中三万还是蓟镇不堪一战的弱旅）就能够在华北平原上临时布置起一道水滴不进的的防线？显然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国难当头，既然崇祯已经任命了袁崇焕为勤王军总指挥，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只能铁了心去做。袁崇焕“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之语就是这种大丈夫有所必为的慨然之诺。

4、皇太极在得知对阵的是袁崇焕后，第一次改变了入口以来一路攻城拔寨、势如破竹的军事作风，只敢悄悄绕过袁崇焕的防线，足以说明袁崇焕是皇太极唯一忌惮之人。袁崇焕得知后金军队绕路进军后，日夜疾驰，后先至，迟一天出却比后金提前一天赶到北京。

5、蓟门再险要，也只是相当于华北平原上其余地区的一马平川而言，一个未加修筑防御工事封锁的天然险地，难道能比皇太极入口的长城还险要么？后金军队一入长城，在华北平原就有如龙入大海，即使明军封锁住蓟州一带短短的区域，仍有更广阔的平原地区可供八旗铁骑选择侵略方向。难道皇太极是不懂得随机应变的军事入门者，不晓得根据明军的布防相应改变自己行军路线么？仅靠五万明军就想要在华北平原上成功阻截满蒙联军，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袁崇焕死后，后金还曾四入中原，明军依然拿四处运动的清兵毫无办法，足可见以此责袁崇焕失职，完全是强人所难。

6、指责袁崇焕“把聚集的兵力四散到各地”，与指责袁崇焕没有阻截住满蒙联军是根本矛盾的两件事。防线拉的越开，防守的地区越多，当然阻截的可能越大。这是最简单的常识。崇祯指责袁崇焕“援兵四集，尽行遣散”根本不是指责他这种行动导致阻截失败——崇祯对于军事也比****大佬强得多，不至于说出这么狗屁不通的话——崇祯这个指责的意味十分简单：袁崇焕的布置减少了第一时间勤王北京的兵力，因此害怕自身不保的崇祯迁怒于袁崇焕。但是实际上，北京却是有十几万京营守护的，且更有轻骑深入的满蒙联军根本啃不动的坚城利炮，而其它地区却根本没有如此强大的防卫。因此，将各支勤王部队分散布置在蓟镇的各个要点，既能保护各地的民众，又能在更广大的范围内阻截敌人。

袁崇焕被凌迟的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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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付托不效，专恃欺隐。袁崇焕从上任到下狱，崇祯真正给他的事件只有十六个月，以五年平辽未能达成目标来罪责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是最为可笑的罪名。己巳之变，皇太极进入关内是通过的蓟辽总督刘策的辖区，而就在一个月前，袁崇焕预料到了后金的这种行动可能，“以清兵欲西，先請駐寧遠，增戍關門。至是，遣參將謝尚政等往備；順天巡撫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虛警耳，遣其眾歸」！師果不出。”（《崇祯实录》）。在袁崇焕自己的辖区内，他做到了“請駐寧遠，增戍關門”这些预警措施，而在刘策的辖区内，“遣參將謝尚政等往備”却被友军王元雅一口拒绝。一个月后，后金长驱直入的正是王元雅负责的遵化段长城。

2、以市米则资盗。见前面袁崇焕“卖米”事件的分析，而且在崇祯下令只允许计口量换米粮后，没有任何袁崇焕违背该旨意多卖粮食给蒙古的记载。

3、以谋款则斩帅。皇太极与袁崇焕议和过程中互相来往的十余封书信，全都收录在《满文老档》中，其中完全没有提到过“斩帅”一个字。“以谋款则斩帅”这个罪名，是典型的莫须有。明廷曾经掌握的唯一“证据”，就是曾有七人被抓入锦衣卫，阉党称其为袁崇焕与皇太极私议和款的联络人。但是滑天下之大稽的是，这七人被抓入锦衣卫大牢后的第二天就全部失踪，因此钱家修在《白冤疏》中说：“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

4、纵敌长驱，顿兵不战。皇太极入口是从刘策的辖区攻入，此后进入了华北平原的满蒙联军，以袁崇焕手头的实力，是根本难以拦截住的，之后的清兵四入中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而至于顿兵不战，无论是三天的蓟州防卫战，还是十余天的北京保卫战，袁崇焕以手中的军力，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依城倚炮坚守，如果妄自出击，只可能象之后满桂的永定门之战一样全军覆没。崇祯手握十几万京营却将其全部留在北京城内保护自己，同时又要求城外不到二万的勤王军主动出击赶走敌人，这其实就是在把勤王军往死路上逼，永定门之战的结果为崇祯的愚蠢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5、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大佬一直以于谦防卫北京时定下的规矩，来断定崇祯不让辽东军入城是“符合祖制”。但是这个祖制却是个双重标准——满桂的大同援军被崇祯请入城好好的修整了一番。其实此条恰好说明，袁崇焕刚到北京城下时，崇祯就已经听信传闻，认为袁崇焕怀着不臣之心了。喇嘛是袁崇焕与皇太极历年议和的使者。在勤王军大都未能赶到时，用谈和的手段来拖延时间，当然是最稳妥的方法。

另外，崇祯殚精竭虑凑来的辽饷和最后的主力都损失掉了，其实“中兴之策”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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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饷是万历朝开始增收的一项额外税收。最初是以辽东战事为名义征收，但是这笔钱实际收入国库后，并未全部用于辽事。直到崇祯十年以前，全国镇压农民起义的费用都是从这里出的。袁崇焕上任督师蓟辽时，云南安奢之乱的消耗就是一个大头，这个西南地区的叛乱从万历末年开始，直到崇祯二年八月才平复。此外，西北的民乱也已经初见端倪，而这些钱，统统是从辽饷里出的。辽饷和辽东军饷的区别，是明末历史的一个常识，这点我也已经再三对****大佬指出。但是与其它篡改历史的伎俩一样，如此便于混淆视听的说法，****大佬即使明知错误也始终不肯放弃。而明知故犯的恶意抹黑英雄，其性质比无意的误解要恶劣十倍百倍。

2、明朝最后的主力是洪承畴在崇祯十四年松锦会战中葬送的十三大军，此时袁崇焕身死已经十一年。

再有，明朝灭亡于一场天灾，即小冰河期，自158o年起长达七十余年，这是全球性的灾害，是因为太阳黑子突然消失了7o多年，整个北方气候寒冷，是人类一万年以来最冷的，它造成的是北方长期干旱，灾害不断，游牧民族、渔猎部族入寇频繁，军镇屯田收入锐减增加朝廷负担，而明朝的税赋又集中于农业，减少比较大，又因边患和北方九大军镇的消耗也很大，最终亡于瘟疫和财政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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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天灾，对于明朝是灾难，对于满清就是机遇，****大佬解释问题的双重标准还真是有意思的很。实际上，对于国土辽阔，江南鱼米丰登的明朝来说，所谓的小冰河期对他的损害肯定轻于他的对手。明朝的灭亡不该怨天，只应该尤人。该责怪的也不应当是袁崇焕这个孤胆柱石，而应当是明末执政体制的积重难返和末世三皇帝的一错再错。

另外，袁大人消耗的“宁锦防线”上的太多的资源，不仅导致了蓟镇无法加强而被后金突破，还导致了其他几个北方军镇的军饷、粮饷无法如数派，灾民不能得到及时的赈济，这导致了诸如李自成这样流民和溃兵相结合的起义，最终导致了北京在遭受瘟疫以后被流寇轻易攻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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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财政已经陷于崩溃。辽东士兵所费，不过是该得的薪资而已。宁锦防线的额外开支，也远远小于合理范围。因此袁崇焕督师蓟辽一年，“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如果要加强蓟镇，单单修补一千多里的长城就需要耗费崇祯朝一百年的财政收入都不够。而给全国所有的士兵按时足额饷，同样也是皇帝和百官不吃不喝都满足不了的一笔庞大数字。在这种总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资源应该优先配给哪里？当然是全国最危险的地方：辽东，当然是全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辽军。袁崇焕死后，崇祯王朝苟延残喘的十余年内，阻挡住满清大举入侵步伐的，成功镇压各地农民起义的，都是这支关宁铁骑。如果明廷没有把资源优先保证这支军队（其实也不过是基本按时足额工资而已），明朝的灭亡还要早十年。

就明朝灭亡而言，袁大人这几下子确实来得不轻，而且很不是时候，小冰河期自158o年起，持续7o余年，明朝以那点可怜的财政，一直撑到了1644年，就快熬过去了，165o年以后灾害就逐渐消失了，所以才有所谓“康乾盛世”，其实只不过是灾害逐渐减退带来的恢复而已，离明朝正常水平还差了很远，若没有袁大人这几下子折腾，明朝再熬上几年，就缓过气来了，国力恢复到相当水平，那不是后金这种对手能应付的。

在灾荒年间，人口其实是负担，但在风调雨顺，物产丰富的时期，人口就是资源，明朝就是没有熬过这个节点，实在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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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的小冰河期中，比明朝更寒冷的、粮食收入更少的满清越战越强；拥有国土一半南方粮仓的明朝却更快更无可救药的糜烂了。恶劣的气候难道真的象****大佬所说，是明朝致亡的根本原因吗？

在袁崇焕之前，历任辽东指挥官节节败退，从抚顺、开原、铁岭、辽阳、沈阳、广宁、直到锦州，辽东镇的国土基本上已经丧失殆尽，而且明朝在满清的进攻面前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正是袁崇焕的“凭坚城用大炮”，次在正面战场上抵挡住了满清的攻势，为明朝的修生养息和恢复实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而袁崇焕始终坚持的“和为旁着”，更是这种战略修整的必要补充手段。延续大明王朝的功臣，正是袁崇焕！

在灾荒却没有战争的年间，人口的确是负担；但是在灾荒而导致战争的时期，人口却是一项资源。而且，如果小冰河期理论成立的话，满清的的受灾程度理所当然要比明朝更甚。天灾绝不可能成为明亡于清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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