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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传明的谈话（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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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之前你的经历我都知道了，在江西烧锅炉，接着进电影学院摄影系，接着就拍了《北京弹匠》，在日本获奖，然后是《群众演员》。此后的经历，你能不能讲一下？

朱传明：《群众演员》之后我就去文联摄影家协会了，在出版社做图书编辑。沙占祥老师的那本《摄影镜头的性能与选择》就是我做责任编辑的。我天天做那些事情。然后从单位跑了出来，拍了《山上》。我就跟领导说了一下，一个礼拜没上班，然后坚决就不干了。这中间还找了一个工作，在《中国医药报》干了一个礼拜，它也是应聘的，二十多个人去应聘做摄影记者。我还在那里当了一个礼拜的摄影记者，他们说过年也不能回家，我也就不干了，就出来了。8月份9月份弄了几个月之后，12月份我就回家，拍了《山上》。

王小鲁：不干了生活怎么办？

朱传明：生活……还有一点点钱嘛。饿不死。没想太多，先把这个东西拍完了再说。哎呀，这些东西来来回回的，后来正好电影学院不是要招研究生嘛，有个机会就喘息一下，先过渡。

王小鲁：《山上》在哪里拍的，怎么拍的？

朱传明：在我老家拍的。我原先是想拍摄一个纪录片的。拍着拍着，我这边又要上班，我怎么有时间拍东西呢？纪录片我已经拍了一段时间了。

王小鲁：纪录片

是怎么设想的？

朱传明：就拍那么一家人，拍摄他生活本身的一些东西。我想去凑一些细节，这个人种茶叶，然后卖茶叶，但这个茶叶又不好卖，市场上有很多包装精美的茶叶……我想拍最原始的自然经济的那种解体。那批人，以前是农场的工人，他们把荒山开出来，然后去种，现在这些人慢慢搬到山下了。那些茶叶和房子，都荒掉了。这些工人赚不到钱，我想拍摄一个时代变迁的问题，后来没有时间去拍，就想干脆拍一个故事片。

王小鲁：可现在看的《山上》没有完全表现这些你说的那些东西。

朱传明：这些东西开始有。后来因为当时拍得太长了，我后期就把这些东西都剪掉了，后来我就只讲了一个封闭空间的故事。我就讲一个封闭的，把这个时代的东西给去掉。

王小鲁：为什么要去掉呢？

朱传明：我忽然发现，这些人在这里生活，可能哪个时代在这里生活都一样，几百年前是这个样子的，几百年之后，这些人物换了，但这些人的基本的情感，人和人之间相互的关系，还是那些东西。后来我想，这个时代的东西不重要。

王小鲁：这样社会性的东西就少了一点，你把它给诗化了。

朱传明：你说得对。我后来把这个社会性的东西给慢慢地去掉了。这也是因为，我以前拍纪录片人家说我们是左派，关注社会现实，后来我发

现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跨越和穿越时间的，人在这个时代的人性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一些情感。我想把这个东西保留下来，因为那些时代的东西会冲淡这些东西的，比如说你写苦难，写生存的艰辛，你就是把这个社会的现状纪录下来了，但你对这个时代的人内心的关注会被冲淡的，所以我越来越会把这些东西抛弃的。

王小鲁：我个人觉得你抛弃了以前的那些品质反而很遗憾，左派右派，其实说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坚持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直接表达出来，我觉得这很重要。另外，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拍妓女啊、嫖客啊这些边缘人群，他们都有点违法的性质，警察老找他们事。比如你的《冬天的故事》，王笠人拍的电影也是这样，他下一步拍摄的两个片子还是这样的题材，那个刘浩的电影《陈默和美婷》，也是这样的故事。为什么你们都要从这里开始？不知道你是否想过这个问题？

朱传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其实我就是想拍一个普通人的情感，这个嫖客和妓女的情感和普通人是一样的，只是这两个人可以把普通人的情感放大，它可以把一些普通人身上的情感达不到的地方……就像水一样，80摄氏度，我把它强行烧到100摄氏度，我想知道它们在100摄氏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在0摄氏度的时候是什

么样子的，你不管我选择的载体是什么。其实我就是选择了这两个比较特殊的载体，不管他（她）是嫖客还是妓女，他们身上又没有写上这两个字，只是他们有了这样一层关系。他们都是人，我感兴趣的是他们作为人，在这样的空间里行走，身上所透露出来的、碰撞出来的东西，会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对他身上所代表哪个阶层，哪个阶级，一直不感兴趣，只是那时我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对这个特别感兴趣。但慢慢我发现，这些东西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唯一不变的就是人，就是人本身，人性。人物表达情感的方式，人物在情感中所表现的那些天然的喜怒哀乐的东西，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也只有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才能穿越时空和种族阶级的藩篱。

过去说我有点“左”，但现在我感兴趣的点可能会有所转移。我更感兴趣的是人物内心。我过去感兴趣的可能是外部现实主义，现在感兴趣的可能是内心现实主义。但是内心现实主义还是要有一个存在的环境和载体，这个载体还是外部的现实，由外部现实走向内心现实。

作为社会性，还是因为不同年龄段，对不同的部分感兴趣。我其实对那个还是很感兴趣，比如社会性的控诉，批判性的主题……

王小鲁：那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或者是体现人性的一个载体。

朱传明：对，你

说得非常对。有的电影它设置的主题，有时候你可能直接会把它归结为政治，甚至直接说是政治电影，这是它所关心的。这个东西可能针对不同的题材，或者在不同的时候。我觉得，每部电影不可能把这些问题都说尽，把你感兴趣的东西都放大。

王小鲁：自然而然，该出现的时候就一定要出现，不该出现的时候不要强求，只要不刻意去拒绝。

朱传明：对对对。放松心灵，随物赋形。

※

王小鲁：《冬天的故事》的传播情况如何？

朱传明：几乎就没做放映，就在国外电影节转了一下。我在国内没怎么放，是因为我本身对它不是太满意。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想要拍摄的东西和我想要的那个方式，没有呈现出来。但这个不满意也有很多方面的。这个片子你说它采取的是很不纪录片的方式，这个东西说实话很难说的，片子在鹿特丹电影节和维也纳电影节的会刊上都写着：纪录片式的电影。

我在做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我拍的这个不是一个纪录片，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剧情片，节奏又这么缓慢。因为这个创作，一直有一个延续的东西，我之前想拍的东西、想象的电影和拍摄出来的电影是不一样的，包括后来的那个素材我又重新剪了，我把那个剪掉了13，我留了23。本来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后来我又把它剪成了一

个封闭的空间，这是开始之前我没有想到的。这个原因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因为以前只是拍纪录片，那个时候你怎么拍，你回头怎么剪跟这个不一样。我对它的控制可能不是那么好，只是有一个大的框架，不是那种特别严格的。包括这个故事在拍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没有剧本的，好多戏都是现场加的、现场编的。

王小鲁：《冬天的故事》的做法就更加彻底地纪录片化了，比如在现场找不可预期的素材，比如最后女主角在大街上拉客，用长焦拍的，给人偷拍的感觉。开着车的人在街边与妓女讨价还价，我怀疑那是真的。

朱传明：有些就是在现场偷拍的。那全是真的，我们在车上拍，女的全是演员。她们先跟他说多少钱，然后跟他还价，到他们要拉她上车的时候，她就说，对不起，我们是拍东西的。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