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人口减半。明初之时,烟花三月的扬州,仅余十八户。朱元璋杀起人来,也不遑多让。
当年与他一起割据的,还有张士诚,这个人是个仁君,轻徭薄赋,对百姓很好。可有人却说这样的人太仁慈,不是枭雄,只有朱元璋那样的狠人才配得天下。
大概这是因为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后人习惯于对着史书评点,纵论天下英雄,却忘了自己只是百姓。史书上有名有姓的,都不是普通人,老百姓在史书上,只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或是一堆堆可供食用的“军粮”。
所以朱元璋得了天下,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只是对朱家人有大大的好处罢了。
后来人有些推崇明朝,无非是因为明朝夹在元、清之间,是一个汉家王朝罢了。但一定要把明朝说的很伟大,那便是胡说八道了。明朝的百姓过得好吗?很有温饱吗?很有尊严吗?当然没有。
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难道“是我族类,其心必同”吗?难道汉人统治汉人,就会对百姓很好吗?从来坑华夏人最狠的,不一直都是自己人吗?
其实,全世界百姓痛苦的根源,只在于食税群体与纳税群体的矛盾,也就是统治群体与被统治群体的矛盾。这一矛盾,与统治者的年龄、性别、民族、思想、国籍、主义,都没有太大关系,只与他屁股下的椅子有关系。一个人,当他步行时,会骂马车太快。坐上马车后,便会骂行人太慢。世间人类,大抵如此。
矛盾从来不会消失,它只会转移。统治者们很早便现这个道理。他们还现,民众都是斗鸡眼,在聚焦一个矛盾时,便会忽略其他矛盾。所以在统治群体与被统治群体的矛盾达到极限时,统治者想到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转移视线
商人和地主,想要过富裕的生活,必须靠剥削长工佃农的劳动产出来实现。而统治者们,想要过特权奢靡的生活,当然也要靠压榨、剥削百姓的生命、财富来实现。用先生的话讲,便是要“吃人”。道理都是相通的,很容易理解。
如果选择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商人和地主,断言他们没有良心,所有行为只受金钱支配。那又怎能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去看待统治者呢?怎能断言他们永葆良心,所有行为不受权力支配呢?这不是明显的双重标准吗?
如果我们用纯粹的唯物观点分析问题,认为商人和地主,在拥有财富之后,会完全受金钱支配。而金钱的本质是扩大自身,继续聚敛金钱。所以商人和地主便只会剥削佃农与长工,毫无怜悯之心。那么同样的道理,统治者们,在拥有了权力之后,也会完全受权力支配。而权力的本质也是不断扩大自身,继续聚敛权力,并为自身谋取利益。二者在逻辑上并无二致。
然而我们偏偏既不完全唯物,也不完全唯心。在看待商人和地主时,用完全唯物的观点,断言他们根本不会有良心。在看待统治者时,用完全唯心的观点,断言他们永远保持良心。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上述情况均不属实。现实情况是,商人和地主,既有剥削佃农长工的一面,也有仁慈的一面。
如果我们敢于直面乃至承认这一事实,我们便很容易想到出路。那便是既不完全唯物,也不完全唯心,而是物质与人心兼而有之的去看待、分析、乃至于解决问题。
既承认物质的影响,也承认人性的威力。在对待商人和地主时,一面要采取措施,在物质上,保障佃农与长工的基本权利。一面要用道德引导,在心灵上,鼓励富人去接济穷人,善待穷人。而不是一棒子将他们打倒。同样的,在对待统治者时,一面要用道义引导,在心灵上,鼓励统治者廉洁奉公,善待百姓。一面要采取措施,在物质上,既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真正的监督机制,对权力进行适度的、能够惩戒其做恶却又不阻碍其行善的、制约而又不掣肘的监督,还应建立起对统治者合法的、高额的、过富豪的财富封赏机制。
古人云,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任何人,当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后,都不能接受在自己的权力之下,有人比自己更富有。除非他是圣人,而圣人凤毛麟角。
而如果在一个地方,统治者能够容忍,有人比自己更富有。那并不能证明道德的高尚,而只能说明,在这个地方,金钱已凌驾于权力之上,成为无冕之王。统治者只能望钱兴叹,听凭摆布,成为一具傀儡。
金钱和权力,是自人类诞生以来,伴随到人类灭亡,人类所有祸患的总根源。犹如两头猛兽,必须囚以牢笼。无论放出哪一头,都是灭顶之灾。而人类又往往顾此失彼,按下葫芦浮起瓢。
如果权、钱两放,既不制约权力,也不制约金钱。那便是官府与豪绅,一起欺压百姓,惨绝人寰,断无生路。如果制约权力、放开金钱,那么随着金钱势力日积月累、越滚越大,而权力却频繁更替、无力威慑,最终金钱必将凌驾于权力之上,干涉权力,操控权力,成为无冕之王。如果制约金钱、放开权力,那么不受制约的权力,最终也会成为脱缰野马,肆意妄为,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
唯有将权力与金钱同时装进笼子,对权力和金钱同时进行制约。既不使金钱凌驾于权力之上,暗中操纵国家。亦不使权力肆意妄为,无所顾忌。如此,方能使百姓痛苦稍减,活的幸福些。当然,想要完全的幸福,是不切实际的,这是人性使然。只要人还是人,不是圣人,就一定有私心。所谓制约,只是使其私心稍减,绝不可能完全剔除。
这些言语很不够理想主义,但却是血淋淋的现实。每一次忽略人性的理想主义运动,都以百万千万的人头落地而惨淡收场。反者,道之动也。如果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那只会毁掉世上所有的珍珠。
朱元璋的父亲死后,地主刘德不肯帮他埋葬,却有另一位地主刘继祖,心生怜悯给了他一块土地葬亲,可见地主也会有良心。事实并不像唯物观点所认为的那般。物质规律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并不是世界的全部,也不能够用它解释所有的事情。实际上,正如一个完整的人,是由肉体和灵魂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也是由物质和精神共同组成。经济基础能够影响而不是决定上层政治。历史的展存在必然和偶然的双重轨迹。生产力能够促进但却不能直接改变生产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物质展与精神提升存在一定联系,但并非完全捆绑。即使小麦亩产三千斤,即使广厦千万尽闲置,世界上依然会有人挨饿,有人受冻。物质可能是先决条件,但精神或许才是最终因素。很多问题原来以为是因为穷,后来现是因为坏。很多时候百姓天真的以为统治者是蠢到受了蒙蔽,后来现是失了良心。明朝的灭亡,既不是因为冰河,也不是因为白银。其根本原因,与历代王朝一样,都是因为,不把百姓当人。统治者不把百姓当人,百姓自然也不拥护他们,自然盼望他们倒台,并最终忍无可忍,亲手推他们倒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水能载舟,自然亦能覆舟。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公理,是亘古不变的天道。任何统治者,如果不把百姓当人,无论费尽多少心机,设计多少套路,偷换多少概念,都不免败亡终局。因为公道自在人心,天道永世不易。人心不可弃,苍天不可欺。
事实上,朱元璋做了皇帝,并没有扛着锄头去上朝,也没有保持他的贫民本色。他把锄头丢的远远的,而且希望朱家的子孙,永远不要再碰锄头。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很生孟子的气。因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怎么能行呢?简直大逆不道!他做放牛娃那会儿,自然应该民为贵,可现在他是皇帝了,当然君为贵!这话必须改!
可孟子早已作古,而且就算还活着,也只会痛骂他一顿,说不定还要打一架。因为孟子也习武,能拉三石弓,然而字却是一个也不会改。朱元璋拿孟子没办法,只好把他迁出文庙来撒气。
孔子曾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还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世的儒生们,把他曲解为君恒为君,臣恒为臣,拓展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者恒有无限之权,而臣民唯具无限之责。权利和义务如此不对等,岂能谓之公平?
然而孟子是有良知的,他不这么解释。孟子的解释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贼。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仇寇。孟子指出了权利和义务要对等,他这三句话,说的是一件事,“公平”,“公平”,还是他么的“公平”。
朱元璋读到这些话,勃然大怒,曰:“倘此老在今日,岂可免我一刀。”
朱元璋对贪官很严厉,可却不是为了百姓。在他眼里,国库是他家的,贪官抢他家的钱,与造反何异,所以必须杀掉。
他的七世孙嘉靖皇帝,对着贪污账目大雷霆:“朕的钱!他们分两百万,朕分一百万,还要朕感谢他们吗?!”嘉靖很忍让了,换做他的七世祖朱元璋,官员敢贪他的钱,当众斩都不够,还要剥皮楦草,方解心头之恨。
在朱元璋手里,天下真的只成了他一家的私产。以前的那些朝代,统治者们也贪,也不少花国库的钱,但总归还有军功集团、世家集团、文人集团等其他势力,与皇权进行博弈,事情还没这么糟。
但从朱元璋开始,事情完全变了。厉行一君独治,设内阁如仆役,视百官如仇寇。说打就打,想杀便杀。授权柄于宦官,以家奴治天下。大明两京一十三省,视同朱姓一家之私产。
朱元璋幼年时,给地主刘德放牛,刘德欺压佃户还克扣工钱。等朱元璋得了天下,他摇身一变成了天下的地主,照样是欺压佃户克扣工钱。
当这位凤阳县的农民做了皇帝之后,他未封功臣,先封诸子,世勋世禄,养尊处优,不必劳作,永食皇粮。没过多久,朱家子孙近百万,藩王之用半天下。河南的田土,一半归属藩王。明末起义军,每到一地,必先杀藩王。
朱元璋给大臣们定下了最低的俸禄,和最严苛的纪律。却给儿孙们定下了最高的待遇,和最宽松的法度。
在他眼里,朱家成了天下的地主。百姓是他家佃农,为他家种地。百官是他家长工,为他家牧牛。而他和当年的刘德一样,自然也要克扣工钱。
朱元璋晚年衣锦还乡,见到地主刘德,对他说:尔之所为,亦恒情耳,不必问。不仅没杀刘德,还赏了他二十顷良田,可见他与刘德,已然惺惺相惜。
否则这个屠尽了功臣的人,为何反倒饶过刘德呢?否则这二十顷良田,为何不赏给佃农,反倒赏给刘德呢?
所谓恒情耳,翻译过来便是:世道向来如此,换我当了地主,其实和你一样。
在朱元璋以前的南宋时期,便有一位词人写下了:“六朝何事?只为门户私计”。和朱元璋这句“尔之所为,亦恒情耳,不必问”,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千百年来,人性一直都未变。它就在那里,只看你敢不敢直视,肯不肯承认。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诚哉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