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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第1页）

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

人生的路可能很长，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在年轻的时候。也许就那几步，改变或确定了你的生活轨道。1978—1981年，是我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三年，就是我一生最要紧、最值得回味的三年。

1977年10月22日，电台广播了中央招生工作会议的精神，要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号召青年报考。我突然意识到可以选择人生的机会来了，很兴奋，决定试一试。当时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毕业已七年，在广东韶关地委机关当秘书，下过工厂、农村，按说也会有升迁的机会，但总还是感到官场不太适合自己。我希望多读点书，能做比较自由的研究工作。我妻子是北京人，当然也极力主张回北京。1978年3月，我着手准备考研究生。我的兴趣本在古典文学，但找不到复习材料，刚好从朋友那里借来了一本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就打算考现代文学了。临考只有两个多月，又经常下乡，只能利用很少的业余时间复习，心里完全没有谱。好在平时读书留下一些心得笔记，顺势就写成了三篇论文，一篇是谈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的，一篇是讨论鲁迅《伤逝》的，还有一篇是对当时正在热火的刘心武《班主任》的评论，分别给社科院唐弢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王瑶先生寄去。这有点“投石问路”的意思。想不到很快接到北大严家炎老师的回信，说看了文章，“觉得写得是好的”，他和王瑶先生欢迎我报考。这让我吃了颗“定心丸”，信心倍增。多少年后我还非常感谢严老师，他是我进入北大的第一个引路人。

考后托人打听，才知道光是现代文学就有800多人报考，最高的平均分也才70左右（据说是凌宇和钱理群得到最高分），我考得不算好，排在第15名。原计划招6人，后来增加到8人（其中2人指定学当代文学），让11人参加复试。我想自己肯定“没戏”了，不料又接到了复试通知。大概因为看了我的文章，觉得还有些潜力吧，加上考虑我的工作是完全脱离了专业的（其他同学多数都是中学教师，多少接触专业），能考到这个名次也不容易，王瑶先生特别提出破格让我参加复试。这就是北大，考试重要，但不唯考分，教授的意见能受到尊重。破格一事我后来才知道，这真是碰到好老师了，是难得的机遇，让我终生难忘。我自己当老师之后，便也常效法此道，考查学生除了看考分，更看重实际能力。

有了一个多月的准备，我复试的成绩明显上去了。先是笔试，在图书馆，有4道题，3道都是大题，每个考生都不会感到偏的，主要考查理解力和分析力。比如要求谈对现代文学的分期的看法，没有固定答案，但可以尽量发挥。还有面试，在文史楼，王瑶先生和严家炎老师主考，问了8个问题，我老老实实，不懂的就说不懂，熟悉的就尽量展开。如问到对于鲁迅研究状况的看法，我恰好有备而来，“文革”期间当“逍遥派”，反而有空东冲西撞地“杂览”群书，自然读遍了鲁迅，对神化鲁迅的倾向很反感，于是就说了一通如何“拨乱反正”和实事求是，等等。大学我只上了两年就“停课闹革命”了，不过还是有“逍遥派”的缝隙，反而读了许多书，积蓄了一些思考，此时不妨翻箱倒柜，大胆陈述。现在想当时回答是幼稚的，两位主考不过是放了我一马。我终于被录取了。

1978年10月9日，我到北大中文系报到，住进了29楼203室。新粉刷的宿舍油漆味很浓，十多平米，四人一间，挤得很，但心里是那样敞亮。戴上红底白字的北京大学校徽（老师也是这种校徽），走到哪里，仿佛都有人在特别看你。那种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感觉，是很难重复的。

北大中文系“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一共招收了19名，分属7个专业，现代文学专业有6名，包括钱理群、吴福辉、凌宇、赵园、陈山和我，另外还有一名来自阿根廷的华侨女生张枚珊（后来成了评论家黄子平夫人）。导师是王瑶先生和严家炎老师，乐黛云老师是副导师，负责更具体的联络与指导。当时研究生指导是充分发挥了集体作用的，孙玉石、唐沅、黄修己、孙庆升、袁良骏，以及谢冕、张钟、李思孝等老师，都参与了具体的指导。校外的陈涌、樊骏、叶子铭、黄曼君、陆耀东等名家也请来给我们讲过课。这和现在的状况很不同。现在的研究生读了三年书，可能只认识导师和几位上过课的教员，学生也因导师而分出不同“门派”，彼此缺少交流。而当年的师生关系很融洽，我们和本专业以及其他专业的许多老师都“混得”很熟。孙玉石、袁良骏老师给1977级本科生上现代文学基础课，在老二教阶梯教室，两百多人的大课，抢不到座位就坐在水泥台阶上，我们一节不落都跟着听。吴组缃教授的古代小说史，金开诚老师的文艺心理学，也都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语言学家朱德熙、芩麒祥，文字学家裘锡圭等，三天两头来研究生宿舍辅导，有时我们也向他们请教语言学等方面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认为理想的大学学习是“从游”，如同大鱼带小鱼，有那么一些有学问的教授带领一群群小鱼，在学海中自由地游来游去，长成本事。当年就有这种味道。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瑶先生。我们上研究生时王先生才65岁，比我现在的年龄大不了多少，但感觉他是“老先生”了，特别敬畏。对不太熟悉的人，先生是不爱主动搭话的。我第一次见王先生，由孙玉石老师引见，那天晚上，他用自行车载着我从北大西门进来，经过未名湖，绕来绕去到了镜春园76号。书房里弥漫着淡淡的烟丝香味，挺好闻的，满头银发的王先生就坐在沙发上，我有点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开场。王先生也只顾抽烟喝水，过了好久才三言两语问了问情况，说我三篇文章有两篇还可王瑶先生和研究生

以，就那篇论《伤逝》的不好，专业知识不足，可能和多年不接触专业有关。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客套，但很真实。有学生后来回忆说见到王先生害怕，屁股只坐半个椅子。这可能是真的。我虽不至于如此，但也有被先生批评得下不来台的时候。记得有一回向先生请教关于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问题，我正在侃侃陈述自己的观点，他突然离开话题，“节外生枝”地问我《子夜》是写于哪一年，我一时语塞，支支吾吾说是三十年代初。先生非常严厉地说：“像这样的基本史实是不可模糊的，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作品内容的理解。”这很难堪，但如同得了禅悟，懂得了文学史是史学的分支之一，材料的掌握和历史感的获得，是至关重要的。有些细节为何记忆那么深？可能因为从中获益了。

王先生其实不那么严厉，和他接触多了，就很放松，话题也活跃起来。那时几乎每十天半个月总到镜春园聆教，先生常常都是一个话题开始，接连转向其他多个话题，引经据典，天马行空，越说越投入，也越兴奋。他拿着烟斗不停地抽，连喘带咳，说话就是停不下来。先生不迂阔，有历经磨难的练达，谈学论道潇洒通脱，诙谐幽默，透露人生的智慧，有时却也能感到一丝寂寞。我总看到先生在读报，大概也是保持生活的敏感吧。辅导学生时也喜欢联系现实，议论时政，品藻人物。先生是有些魏晋风度的，把学问做活了，可以知人论世，连类许多社会现象，可贵的是那种犀利的批判眼光。先生的名言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其意是知识分子总要有独特的功能。这种入世和批判的精神，对我们做人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先生的指导表面上很随性自由，其实是讲究因材施教的。他很赞赏赵园的感悟力，却又有意提醒她训练思维与文章的组织；钱理群比较成型了，先生很放手，鼓励他做周作人、胡风等在当时还有些敏感的题目。我上研究生第一年想找到一个切入点，就注意到郁达夫。那时这些领域的研究刚刚起步，一切都要从头摸起，我查阅大量资料，把郁达夫所有作品都找来看，居然编写了一本20多万字的《郁达夫年谱》。这在当时是第一部郁达夫年谱。我的第一篇比较正式的学术论文《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也发表于王瑶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二辑）。研究郁达夫这个作家，连带也就熟悉了许多现代文学的史实。王先生对我这种注重第一手材料、注重文学史现象，以及以点带面的治学方式，是肯定的。当《郁达夫年谱》打算在香港出版时，王先生还亲自写了序言。

硕士论文写作那时很看重选题，因为这是一种综合训练，可能预示着学生今后的发展。我对郁达夫比较熟悉了，打算就写郁达夫，可是王先生不同意。他看了我的一些读书笔记，认为我应当选鲁迅为题目。我说鲁迅研究多了，很难进入。王先生就说，鲁迅研究比较重要，而且难的课题只要有一点推进，也是成绩，总比老是做熟悉又容易的题目要锻炼人。后来我就选择了《鲁迅的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做毕业论文。这个选题的确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对我后来的发展有开启的作用。研究生几年，我还先后发表过《试评〈怀旧〉》《外国文学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等多篇论文，在当时也算是前沿性的探讨，都和王先生的指导有关。

1981年我留校任教，1984至1987年又继续从王瑶师读博士生。那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全系只有我与陈平原两人。我先后当了王瑶先生两届入室弟子，被先生的烟丝香味熏了七年，真是人生的福气。1989年5月先生75岁寿辰，师友镜春园聚会祝寿，我曾写诗一首致贺：“吾师七五秩，著书百千章，俊迈有王瑶先生与研究生。右起：王瑶、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

卓识，文史周万象，陶诗味多酌，鲁风更称扬，玉树发清华，惠秀溢四方，耆年尚怀国，拳拳赤子肠，镜园不寂寞，及门长相望，寸草春晖愿，吾师寿且康。”当时先生身体不错，兴致盎然的，万万想不到半年之后就突然过世了。

读研期间给我帮助最大的还有严家炎和乐黛云两位老师。

那时还没有学分制，不像现在，研究生指定了许多必修课。这在管理上可能不规范，但更有自由度，适合个性化学习。除了政治课，我们只有历史系的“中国现代史专题”是必须上的，其他都是任选。老师要求我们主要就是读书，先熟悉基本材料，对现代文学史轮廓和重要的文学现象有大致的了解。也没有指定书目，现代文学三十年，大部分作家代表作以及相关评论，都要广泛涉猎，寻找历史感。钱理群比我们有经验，他把王瑶文学史的注释中所列举的许多作品和书目抄下来，顺藤摸瓜，一本一本地看。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好，如法炮制。我被推为研究生班的班长，主要任务就是到图书馆借书。那时研究生很受优待，可以直接进入书库，一借就是几十本，有时库本也可以拿出来，大家轮着看。研究生阶段我们的读书量非常大，我采取浏览与精读结合，起码看过一千多种书。许多书虽然只是过过眼，有个大致了解，但也并非杂家那种“漫羡而无所归心”，主轴就是感受文学史氛围。看来所谓打基础，读书没有足够的量是不行的。

读书报告制度那时就有了，不过我们更多的是“小班讲习”，有点类似西方大学的Seminar，每位同学隔一段时间就要准备一次专题读书报告，拿到班上“开讲”。大家围绕所讲内容展开讨论，然后王瑶、严家炎等老师评讲总结。老师看重的是有没有问题意识，以及材料是否足以支持论点，等等。如果是比较有见地的论点，就可能得到老师的鼓励与指引，形成论文。这种“集体会诊”的办法，教会我们如何寻找课题，写好文章，并逐步发现自己，确定治学的理路。记得当时钱理群讲过周作人、胡风和路翎，吴福辉讲过张天翼与沙汀，凌宇讲过沈从文和抒情小说，赵园讲过俄罗斯文学与中国，陈山讲过新月派，我讲过郁达夫与老舍，等等。后来每位报告者都根据讲习写出论文发表，各人的学术发展，可以从当初的“小班讲习”中找到源头。

那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一切都来得那样新鲜，那样让人没法准备。当《今天》的朦胧诗在澡堂门口读报栏贴出时，我们除了惊讶，更受到冲击，议论纷纷，开始探讨文学多元共生的可能性；当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后，引起的争论就不只是文学的，更是道德的、政治的。什么真理标准讨论呀，校园选举呀，民主墙呀，行为艺术呀，萨特呀，弗洛伊德呀，“东方女性美”呀……各种思潮蜂拥而起，极大地活跃着校园精神生活。我们得到了可以充分思考、选择的机会，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来说，这种自由便是最肥沃的成长土壤。我们都受惠于那个年代。

难忘的还有研究生同学和当时的学习生活。我们读研时都已过“而立”之年，有些快到“不惑”，而且都是拖家带小有家庭的，重来学校过集体生活，困难很大。但大家非常珍惜这个机会，都很刻苦。每天一大早到食堂吃完馒头、咸菜和玉米粥，就到图书馆看书，下午、晚上没有课也是到图书馆，一天读书十二三个小时，是常有的。最难的是过外语关。我们大都是三十以上的中年了，学外语肯定要加倍付出。常看到晚上熄灯后还有人在走廊灯下背字典的。和我同住一室的任瑚琏，是现代汉语研究生，原来学俄语，现在却要过英语关，他采取的“魔鬼训练法”，宿舍各个角落都贴满他的英语生词字条，和女友见面也禁止汉语交谈，据说有一回边走路边背英语还碰到电线杆，幸亏他那很厚的近视眼镜没有打碎。果然不到一年他就读写全能。

我们那时大都还是拿工资，钱很少，又两地分居，除了吃饭穿衣，不敢有别的什么消费。可是碰到好书，就顾不得许多，哪怕节衣缩食也得弄到。1981年《鲁迅全集》出版，60元一套，等于我一个月工资了，毫不犹豫就买下了，真是嗜书如命。那时文艺体育活动比较单调。砖头似的盒式录音机刚面世，倒是人手一件的时髦爱物，主要练习外语，有时也听听音乐。舞会开始流行了，我当过一两回看客，就再也没有去过。看电影是大家喜欢的，五道口北京语言学院常放一些“内部片”，我们总想办法弄票，兴高采烈骑自行车去观赏。电视不像如今普及，要看还得到老师家里（后来29楼传达室也有了一台电视）。日本的《望乡》，记得我是到燕东园孙玉石老师家里看的。下午5点之后大家可以伸伸筋骨了，拔河比赛便经常在三角地一带举行，一大群“老童生”那么灰头土脸卖力地鼓捣这种活动，又有那么多啦啦队在一旁当“粉丝”喝彩，实在是有趣的图景。

那时好像并不太觉得艰苦，大家都充实而快乐，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幸福度”不低。记得吴福辉的表姐从加拿大回来探亲，到过29楼宿舍，一进门就慨叹“你们日子真苦”，可是老吴回应说“不觉得苦，倒是快活”。老吴每到周末就在宿舍放声唱歌，那东北味的男中音煞是好听，也真是快活。“不觉得苦”可能和整体气氛有关，同学关系和谐，不同系的同学常交往，如同大家庭，彼此互相帮忙，很熟悉。后来知名的学者，如数学家张筑生，哲学家陈来，比较文学家张隆溪，外国文学家盛宁，经济学家梁小民、李庆云，历史学家刘文立，评论家曾镇南，古文字学家李家浩，书法家曹宝麟，语言学家马庆株，等等，都是当时29楼的居民，许多活动也一起参加。张筑生是北大授予学位的第一位博士，非常出色的数学家，可惜英年早逝，我至今还能想起他常来中文系宿舍，蹲在地上煮“小灶”的情形。中文系宿舍紧靠29楼东头，老钱、老吴、凌宇和张国风住202，他们每天晚上熄灯后都躺在床上侃大山，聊读书，谈人生，这也是课堂与图书馆作业的延伸吧。有时为了一个观点他们可以吵得很“凶”，特别是凌宇，有湘西人的豪气，声响如雷，我们在隔壁都受干扰，但是大家从来没有真正伤过和气。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同学在各自领域都取得显著成绩，大家的治学理路不同，甚至还可能有些分歧，但彼此又都保持着北大29楼形成的友谊，这是最值得骄傲和珍惜的。

2008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