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二代学者”的张恩和
*张恩和(1936—2019),江西南昌人。曾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著名文学史家。主要研究现代文学与鲁迅。
张恩和老师走了,半年多了,总感觉他还活着。仿佛还听到他带南昌口音的慢条斯理的说话,看到他的洒脱率直,他的和颜悦色,偶尔碰到看不惯的事情,也会弱弱地嘲讽几句。
知道张恩和这个大名,是从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前言上。后来又了解到,张恩和1958年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分配到现代文学教研室。1961年,周扬主持文科教材编写,组成当时学术界最强的阵容,也还包括一些青年教师,张恩和就是其中之一。他参加了唐弢先生领衔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真幸运,初出茅庐就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唐弢先生赏识张恩和,“文革”后不久,就把张从北师大调到社科院研究生院,协助他写《鲁迅传》。1986年张恩和就晋升教授,在他们那个年龄段的现代文学学者中,是比较早的。我认识张恩和,也就是他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当教授那时。有时北大中文系开会或者研究生答辩,会请张恩和老师过来。我也参加过社科院研究生的答辩。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在西八间房,就是现在望京的东南边,当时还是郊区,比较偏僻,孤零零的就那么一所学校。张老师好像挺喜欢这种冷清,正好可以安静做他的学问。果然,他的学术研究就如潮涌一般,在西八间房那几年达到高峰,一连出版了好几种著作,包括《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郁达夫研究综论》《郭小川评传》《鲁迅诗词解析》,等等。
我和张恩和老师有更密切的交往,是1998年前后。当时我担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想在北大出版新的《鲁迅全集》,作为北大一百周年校庆的礼物。就请一些专家组成编辑班子,其中有朱正、孙玉石、陈漱瑜,还有张恩和。那一段我们经常一起聚会。张老师的工作很投入。他负责哪一卷的注释,记不起来了,但记得为了某一条注释,张老师翻来覆去和别人讨论,非常认真。可惜因为版权问题,这套“北大版”《鲁迅全集》未能问世。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新的《鲁迅全集》(2005年版),所聘请的编辑班子有好几位是原来参与过“北大版”的,也包括张恩和老师,“北大版”的积累当然也就转移给了人文版。
张恩和老师研究过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郭小川等作家,都有论文或者专书出版。但他学术上贡献最大的,还是“老本行”鲁迅研究。1981年他就写出了《鲁迅旧诗集解》。鲁迅旧体诗是个诱人的课题,关注者不少,但当时这方面的专著还罕见,而且对于鲁迅旧体诗的解释也多有分歧。张恩和这本书采用的是集解的方式,系统梳理各家相关研究的成果,并提出自己的研究心得,推进了鲁迅旧体诗的研究。张恩和乐此不疲,后来又编写了《鲁迅诗词解析》一书。学界认为该书对鲁迅诗歌的注解仔细而稳妥,阐述也不乏创见,学风严谨,在同类研究中是拔得头筹的。
张恩和另一本重要著作是《鲁迅与许广平》,2008年出版,那时他已经退休。这又是一个有趣的题目,不只是同行学者,就是一般读者,这本书都可能会引发他们的阅读兴味。该书对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与婚姻的研究,特别是其中对许广平学识、性格、气质的研究与描写,以及鲁许二人曲折而隐秘的婚恋心理,都有细腻的分析,所谓“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给人的印象很深。该书用的是类似传记的写法,可读性很强。我想,张恩和写这本书是过了一把“作家瘾”的。这本比较通俗、平易、好读的书,其实处处都埋藏有扎实的学理性考证。
《踏着鲁迅的脚印》(2014年)是张恩和鲁迅研究的第三部论作,收有他关于鲁迅思想、生平和作品研究的文章30多篇,大致呈现他在“鲁研”领域的建树与特色。他刚“出道”时写的《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1958年),发现“狂人”形象的多义性,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当年却是大胆的突破。难怪张恩和非常珍惜这篇“少作”,半个世纪后(2018年),在纪念《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时,他还参加纪念会议,重提这篇旧作。
这本论集不全是旧文汇集,也有一些新作,其中几篇回应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偏向的文章,给人印象颇深。张恩和的基本观点是,过去对鲁迅的研究太“政治化”,简单地把鲁迅当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显然是一种偏差。但现在强调“人间鲁迅”,把鲁迅看成一般的人,只关注他的琐屑生活,又是一种偏误。张恩和坚持的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即认为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迅是顶天立地浩气长存的“伟人”,是“民族的脊梁”。张恩和的坚持是有他的道理的。
张恩和老师年轻时期就有“文学梦”,后来没有搞创作,主要工作都是文学史研究,但还是经常“手痒”,要写点作品,便利用学术研究之余,在散文创作方面施展才华。他出过三部散文集,即《国门内外》(1996年)、《深山鹧鸪声》(2000年)和《灰羽随风》(2015年)。我在报章上读过其中一些,感觉他晚年写的一些游记和怀人之作非常好,语言干净通畅,娓娓而谈,是有才情的美文。他的杂文也写得好,切中时弊,辩证说理,尖锐泼辣,常展现思想的锋利。大概也和他终生研究鲁迅,受“鲁迅风”的熏陶有关吧。
十年前,青岛的冯济平老师编了一本书《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我曾受命写过一篇序言,论说“第二代学者”。我想把一些意思抄录于此,用来纪念和理解张恩和老师。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从建立到现在,有七十多年,前后大致有四代学者。通常把王瑶、李何林、唐弢等宗师,看作奠定现代文学学科的第一代学者。他们主要活跃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二代学者则兴起于八九十年代,充当了学科复苏与发展的生力军,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接踵而来的是第三代学者,基本上是“文革”后上大学或研究生的。而第四代学者多是“60后”或“70后”。斗转星移,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现在学术的主力军已经是第四代。
张恩和老师属于“第二代学者”。他们那一代求学的青春年代,经历了频繁的政治运动,生活艰难而动荡,命运把他们抛到严酷的时代大潮中,他们身上的“学院气”和“贵族气”少一些,使命感却很强,是比较富于理想的一代,又是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一开始就支撑着他们的治学,他们的文章一般不拘泥,较大气,善于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炼问题,把握文学的精神现象与时代内涵,给予明快的论说。1990年代之后他们纷纷反思自己的理路,方法上不无变通,每个人形成不同的风格,但过去积淀下来的那种明快、大气与贴近现实的特点,还是保留与贯通在许多人的文章中。
“第二代学者”中很多人毕业后就分配做现代文学研究,专业意识很强,目标明确,毕生精力基本上就围绕这一学科。而且普遍都很执着与认真:他们都非常自信地以现代文学作为自己整个学术生命的依托,他们的生活与学术往往融为一体。他们大多数都对学术抱有真诚与尊敬,注重史料,不尚空谈,学风严谨扎实。
张恩和老师一生有很多苦难,但学术上是比较顺的,他充分体现了“第二代学者”的特点。张老师的现代文学研究满足了他所属时代的需要,他那种坚韧而丰沛的学术精神,已经留给后人。
大概在1991年秋季的某一天,我在北大五院(原来中文系所在地)的走廊里,遇到张恩和老师,两人站着聊了一会儿。那时他的女儿张洁宇刚上北大,选修我的现代文学课。他嘱托我帮助他女儿学习。张洁宇聪明大方,现在可有出息了,在鲁迅《野草》研究和现代诗歌研究等方面卓有成就,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教授。在张恩和老师生前,我几次和他说,您多幸福呀,有子承父业。他总是满脸堆笑。这一定是张恩和老师最感欣慰的吧。
2020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