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音乐研究的翘楚阴法鲁
*阴法鲁(1915—2002),山东人,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献专家,音乐史、舞蹈史专家。
我和阴法鲁先生不太熟悉,但对他印象很深。1981年我住在北大南门21楼筒子楼,那时古典文献教研室在隔壁20楼,常见到古文献老师在那里进进出出,其中就有阴法鲁先生。他那时还没有退休,个子高高的,略瘦,常戴一顶五角帽,穿一身中山装,不苟言笑。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还能想见他年轻时的英俊。
我们不是一个专业,见面也就点点头,没有什么话题要和他搭讪,对他是有些敬畏的。后来我到北大出版社当总编辑,有几次见他从中关园走路来到出版社,上三楼办公室找过我。大概是为《中国古代文化阴法鲁史》和《古文观止译注》这两本书出版的事情,细节记不清了,但老先生慢声细气说话,那种专注和细致,现在还留在我脑海里。老一代学人往往这样,学问越大,越是谦恭实在。
现在一般读者也就知道阴法鲁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和《古文观止译注》,都是长销的书。然而阴法鲁先生学术上的“绝活”,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研究。这是冷门的学问,阴法鲁先生是这个领域当之无愧的翘楚。
阴法鲁193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37年就爆发“七七事变”,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南迁,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阴先生也随着到西南联大就读。他成名早,本科期间就发表《先汉乐律初探》,一炮打响,曾获得当时教育部的嘉奖。1942年研究生毕业后,他的主要精力就用于古代音乐的研究,探讨古代音乐的源流、外来影响,以及古代音乐与舞蹈的关系。我不懂他的这些研究,只知道他根据敦煌壁画研究唐代的音乐和舞蹈,重现唐代的“剑器舞”“浑脱舞”,曾令业内振奋。
由音乐舞蹈的研究导向对古典诗、词、曲的研究,也是阴法鲁的一个创造。包括《大曲唐宋之来源及其组织》《考古资料与中国古代音乐史》《历史上中国和东方诸国音乐文化的交流》等,都得到学界的赞誉。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对于宋代词人姜白石的研究。阴法鲁先生和杨荫浏先生合作,破解了姜白石留给后人的歌曲旁谱,让现代人也能欣赏到七八百年前的音乐。阴法鲁先生的论文不很多,但出来一篇就是一篇,每一篇都立得住,有独特的发现和学术推进。
在古代音乐舞蹈研究领域一提阴法鲁,自然都会伸出大拇指。可是在北大,他不属于显山露水的教授,不求闻达,始终很低调。他是1959年北大创建古典文献专业时,才调回到北大中文系的,此前,他先后在北京政法学院、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当副研究员,学术成就显然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回到北大之后,又因为这里大专家很多,如魏建功、周祖谟等,都在同一个教研室,阴法鲁先生的学术地位也不那么突出了。阴法鲁先生丝毫不感到屈才,还是一如既往做他的学问。
阴法鲁先生的研究大都是凭着自己的兴趣与学术专长去做,如同许多科学家也是由好奇心和求真的目的去探究一样,并非为了什么项目或者效益去写文章。他们那一代学者坐得了冷板凳,不用赶时潮,每一篇论文的出手都那样认真。阴法鲁的研究注重文献、考古资料及田野调查的结合,经过扎实的考证,反复修改,放一段时间沉淀一下,再发表。据他的学生杨牧之说,阴法鲁先生有些论文初稿出来后,要亲自刻写蜡纸油印多份,征求各方面专家的意见。20世纪90年代,商务印书馆要给阴先生出一部论文集。谈了多次,先生终于答应了,把自己的文章再三筛选,反复斟酌,编好送出。但阴先生总担心论文集中还有什么不妥之处,送出不久,又把书稿从出版社要回来,再审核修改。先生一年比一年衰老,在他87岁去世前,终未能将书稿送去出版社。他遗稿出版时,责任编辑发现阴先生又做过很多加工。可惜先生未能在生前看到自己文集的出版。
关于阴法鲁先生在学问上“较真”的事,我还听严绍璗先生讲过一回。1974年,严绍璗访问日本归来,在教研室介绍访日情况。他讲到京都有一座万福寺,是日本佛教禅宗黄檗宗的寺院。严绍璗把黄檗(bò)念成黄檗(bì)。第二天,阴先生见到严绍璗,把他叫住说:“老严,你说的京都那个寺庙,应该叫黄檗(bò)宗,不叫黄檗(bì)宗。有一种树就叫黄檗(bò)。”阴先生还说:“古文献出身的人,这个字要认识。”严绍璗脸红了。阴先生也很体谅学生,便说:“不过,陌生的字很多,都记住也难,平时留心就可以了。”
老先生做学问的“较真”,对学生的严格和宽厚,的确很感人。
202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