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身子在城市,半个身子在农耕文明里
潮新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我一个身单力薄的小女孩子,随着建筑大军进入城市,而且直接去了深圳。那不是一道窄门,她所给我的生命的力量,比父母给我的更坚实,也更坚定”,这段话是否说明了,在特定的时代,城市化的浪潮中,有些东西的影响力是可以超越中国传统的家庭亲情的影响力的?这是否就是现代化给一个人带来的命运嬗变?
邵丽:现代化也好,城市化也好,其实就是拓展人的生存空间。这个空间既是物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城市化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集约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叠加了人的智力发展,使各种思想、智慧和智能在碰撞中积聚了更大的发展动能,也为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也就是说,人要改变自身的命运,还是要依靠城市。所以从根本上讲,传统的家庭影响力与现代化的影响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通俗一点讲,一个已经深入并依附城市的人,是很难再回到传统家庭了。
潮新闻:从熟人社会,“七大姑八大姨”的乡土中国,到大都市的陌生人社会,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环境也会随之改变,郑州从地缘上来说,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大都市,但河南作为中原大省,给人地缘上的指向,又指向乡土中国,于是我们在您的小说中看到了二元对立: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夹在现代、城市与乡土、亲情之间,他们因此灵魂有挣扎,他们无法忘却过往,无法真正逃离亲情羁绊,他们又要拥抱新的时空新的生活,他们是否得抛弃一部分旧的,才能迎接新的?那么,他们又该如何放下呢?
邵丽:其实不只是郑州,也可以说我们整个国家都面临着这种两难选择——半个身子在城市里,任由市场冲击,半个身子陷在农耕文明带给我们的安全和舒适区里。知识分子可能对这种漂泊感更敏感一些,这就是大家所谓的“乡愁”。其实我在上面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深入城市之中,事实上已经回不去了。所谓放下与放不下,也只是一个苍凉的手势而已。
潮新闻:您说过,“当你懂得了一条大河,你就懂得了世事和人生”,您是否从小就生活在黄河边?黄河这条母亲河,对您的写作主题,还有写作风格,有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邵丽:我是考上大学才来到黄河边的。不过,我是出生在另一条大河边上——沙颍河。它是淮河的重要支流。而且我的老家就在黄泛区,所以我跟黄河有着不解之缘。黄河对中原人的性格和文化塑成有着重要影响,我也不例外。您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我们细究起来,黄河岸边的作家群体,从陕西、山西到河南、山东,这些地域的作家的确有着某些文化和认知的相似性。
潮新闻:从我一个江南人看过去,您小说中的人物,活得都特别带劲,有力度,能折腾,大开大合,这或许是我理解中的“黄河调性”。换句话说,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相比之下,江南人物确实要“温暾”许多,您觉得不同的地域性真的能造就不同的人吗?
邵丽:没错。北方人有吃苦耐劳的狠劲,但大多懒惰。我的小说,总是想有一个引领的、带动的启示。也许,我只是痴人说梦。南方人温润,也勤勉。比如很大一部分浙江人,能把生意做到极致,可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了。我始终认为,地域决定文化和文化取向。
潮新闻:深圳是否因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与郑州这个中国的“中心”形成一种空间上的对照,而成为您几部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故事现场?黄河代表的是农耕文明,深圳代表的是海洋文明,看了一些您的小说,似乎黄河和深圳都在您的记忆里,从黄河边到在大海边的深圳,生命现场在切换着,这样的“两地书”在您的小说中是一种特定的地域象征吗?
邵丽:这个说起来很有意思。第一次知道深圳,还是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说它是“开发区”,很多人还把它读成“深川”。后来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篇报道,说深圳的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用手绢了,用餐巾纸……第一次进深圳,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已经成为现代化大都市。它确实令我很震撼,感慨良多。所以您说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这种对比我确实思考过,也曾经与人认真讨论过。不过我更多地叙述深圳,主要是缘于我父母退休后一直跟着我小妹一家在深圳生活,作为成年的子女,父母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很多年里,我的节假日都是在深圳度过的,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亲近感。
潮新闻:小说中的“我”,虚报了三岁年龄,说是十八岁其实十五岁就去了深圳打工,吃了很多苦,但后来成了城市中产阶级,还读了电大,过上了好日子。我知道当时确实有很多在深圳的年轻人打工自学上电大夜大的,他们把握时代的机遇,努力上进,改变了命运。作为女儿的“我”的强势,和母亲的强势,完全是不一样的,而母亲给人一种“人强,强不过命”的悲凉之感,“我”却兜住了整个家庭。您在写作时,有没有特别考虑过,将母女两代女性的命运,做一个对照?
邵丽:这个对照是有的,不只是母女,其实也包括父子父女。我在一篇创作谈里也说到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些渺小的个体而言,时代与命运是息息相关的。遇到不好的时代,曹曾光即使一身本事,也只能捉襟见肘徒唤奈何;而如果遇到好的时代,曹家的孩子们都能变身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