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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襄公十一年（第1页）

鲁襄公十一年

公元前562年，鲁襄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穆子曰：“然则盟诸？”乃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

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

十一年春，鲁国发生大事，季孙宿提出要“作三军”，也就是将鲁国的武装力量编组为三军。

按照周朝的体制，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一军的编制是一万二千五百人，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各国的军并不一定严格按照编制来组成。鲁国原本有二军，现在编组为三军，除了增加人数，最大的变化在于季孙宿对叔孙豹说的“请编组三军，各征其军赋”。

换句话说，“三桓”每家一军，各自负责，包括征发兵员、收取赋税等，全部与公室脱钩，改由卿家代理。这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等于从军事上和经济上将公室架空了。叔孙豹听了，难免害怕，一则害怕舆论指责，二则害怕季孙宿算计他和仲孙蔑，于是回答：“政权始终会轮到您来执掌，您一定办不好这件事的。”意思是，你还年轻，我们却已经老了，日后你必定会执掌鲁国的政权，对内对外都要有所交代。对内而言，增加军赋势必引起百姓的不满；对外而言，扩充军备很容易引起晋国、楚国乃至齐国的不满，又何必给自己添麻烦？

季孙宿坚持要“作三军”，叔孙豹便摆明了态度：“既然这样，那就为了这事盟誓吧！”

三家于是在鲁僖公的宗庙大门前举行盟誓，又跑到“五父之衢”去立下咒誓。

五父之衢在曲阜城外，何以得名，不得而知；有什么特别之处，亦不得而知。对照《左传》的后文来看，这是个发誓的“圣地”。为了“作三军”，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在先君庙前发誓还不够，还要跑到五父之衢去立下咒誓，可见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正月，鲁国组建三军，将原来至少是在名义上由公室统管的军队分为三份，“三桓”各有其一。国家武装变成了私人武装，原来的家族武装也就融入其中。所以三家“各毁其乘”，不是拆毁战车，而是将家族的战车编入各自统率的军队里。三家的具体做法又各不相同：

季孙氏：下令编入“季军”的人员，如果其原本承担的赋税交给季孙氏，则不征其口赋；如果不交给季孙氏，则加倍征缴。说白了，就是逼百姓投靠季孙氏。

孟孙氏：下令编入“孟军”的人员，取其一半赋税交给孟孙氏——如果是儿子的赋税交给孟孙氏，则父亲的赋税仍交给公室；如果是弟弟的赋税交给孟孙氏，则哥哥的赋税仍然交给公室，算是给公室留了点口粮。

叔孙氏：下令编入“叔军”的人员，其赋税全部交给叔孙氏，否则这事就不干了。

作为鲁国名义上的主人，鲁襄公才十四岁。对于“三桓”的所作所为，自然只能听之任之。话说回来，就算是鲁襄公已经二十四岁、三十四岁又如何？“三桓”专鲁，已是大势所趋，没有谁能够力挽狂澜。

郑人患晋、楚之故，诸大夫曰：“不从晋，国几亡。楚弱于晋，晋不吾疾也。晋疾，楚将辟之。何为而使晋师致死于我，楚弗敢敌，而后可固与也。”子展曰：“与宋为恶，诸侯必至，吾从之盟。楚师至，吾又从之，则晋怒甚矣。晋能骤来，楚将不能，吾乃固与晋。”大夫说之，使疆之司恶于宋。宋向戌侵郑，大获。子展曰：“师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听命焉，且告于楚。楚师至，吾乃与之盟，而重赂晋师，乃免矣。”夏，郑子展侵宋。

诸侯之中，郑国最难。从地理位置上看，郑国西接王畿，南临楚国，处于中原的核心。楚国要入侵中原，郑国是桥头堡；楚国要挟天子以令诸侯，郑国是门户。反过来说，晋国要与楚国争霸，首先也必须控制郑国。双方你来我往，将郑国变成了杀戮的战场。楚军朝发夕至，占了地利；晋国则团结宋、鲁、卫、齐等诸侯，从西方、东方和北方对郑国形成战略威慑，占了人和。数十年来，郑国不是被晋国讨伐，就是被楚国入侵，郑国的卿大夫们对此很苦恼，聚在一起商量说：“不听从晋国，国家几乎灭亡。现在楚国弱于晋国，所以晋国并不太在意我们。晋国如果很在意我们，楚国就会逃避。怎么样才能让晋国拼死攻打我们，楚国不敢抵挡，然后可以坚定地跟随晋国呢？”

乍一听，郑国的这班卿大夫们脑洞还真是很大。仔细一想，他们的想法却不无道理：晋楚争霸，郑国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楚国倒是很在乎郑国，可是楚国现在力量弱于晋国，保护不了郑国。晋国现在很强大，可是晋国对郑国的态度总是若即若离，阴晴不定。对于郑国而言，死心塌地追随一方，而且是追随实力更强的一方，确实是当务之急。为此而想出不合常理的主意，也就不足为奇了。

公孙舍之建议：“向宋国挑衅，诸侯必然到来，我们就听从他们，和他们结盟。楚军到来，我们又听从楚国。这样一来，晋国必然恼怒异常。晋军如果能够屡次前来，楚国将不能对敌，我们就坚决依附晋国。”

卿大夫们都觉得这个建议不错，于是派边境官吏向宋国挑衅。宋国派向戌入侵郑国，收获甚丰。公孙舍之说：“可以出兵攻打宋国了。如果我们讨伐宋国，诸侯必定全力进攻我们。我们就听从他们的命令，同时向楚国报告。楚军来到，我们就和他们结盟，而且重重地贿赂晋军，于是可以免于祸患了。”

夏天，公孙舍之率军入侵宋国。

四月，诸侯伐郑。己亥，齐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郑，门于东门。其莫，晋荀至于西郊，东侵旧许。卫孙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诸侯会于北林，师于向。右还，次于琐。围郑；观兵于南门，西济于济隧。郑人惧，乃行成。

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诸侯。诸侯道敝而无成，能无贰乎？”乃盟，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命亡氏，踣其国家。”

郑国求仁得仁。四月，晋国果然号召诸侯讨伐郑国。十九日，齐国太子光、宋国向戌先期抵达，驻扎在新郑的东门之外。当天晚上，晋国荀抵达新郑西郊，东侵许国旧地。卫国孙林父入侵郑国北部边境。六月，诸侯在北林相会，驻军于向地。联军向右，转向西北，驻扎在琐地，完成对新郑的包围，在新郑南门举行阅兵，炫耀武力。又有部队从西边渡过济隧（水名），源源不断地开来。郑国人害怕了，于是请求和谈。

七月，诸侯在亳地会盟。这也不知道是第几次为了郑国的事而会盟了。士以为：“如果不慎重的话，必然会失去诸侯的拥护。诸侯在路上疲于奔命而没有成功，能够没有二心吗？”于是结盟，盟书上写着：“凡我同盟之国，不要囤积粮食，不要垄断利益，不要包庇罪人，不要容留邪恶，救济灾荒，平息祸乱，同好同恶，辅助王室。如果有谁违背这些誓言，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的祖先，圣明的神灵诛杀他，使他失去百姓，坠落命运，灭其宗族，亡其国家！”

司慎、司盟是天神中的监察官，前者纠察对神明不敬的，后者纠察对盟誓不忠的。名山、名川是山川之神，山川越是有名，神力越强。群神、群祀就是各种天神，各种享受祭祀的神。先王、先公无须解释。七姓十二国，是指参加会盟的十二个国家，分属姬、曹、子、姜、己、姒、任七姓。总之，能够想到的发誓对象都写在盟书上了，可谓神仙聚会，热闹非凡。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帅师从楚子，将以伐郑。郑伯逆之。丙子，伐宋。

九月，诸侯悉师以复伐郑，郑人使良霄、大宰石如楚，告将服于晋，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怀君。君若能以玉帛绥晋，不然，则武震以摄威之，孤之愿也。”楚人执之。书曰“行人”，言使人也。

晋国大举伐郑，逼迫郑国求和，楚国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令尹公子贞向秦国请求军队支援，秦国派右大夫詹带兵跟随楚共王去攻打郑国。郑国则按照既定的方针行事，郑简公亲自去迎接楚共王，表示臣服，并于二十七日与楚共王一道讨伐宋国。

九月，诸侯尽起大军，再度讨伐郑国。郑国派大夫良霄（公孙辄之子，字伯有）、太宰石前往楚国，告知其郑国将要臣服于晋国，说：“孤因为社稷的缘故，不能留恋君王了。君王如果能用玉帛来安抚晋国……不然的话，则请使用武力震慑他们。这是孤的愿望。”

郑国人善于辞令，这段话完整的意思是：“楚国最好向晋国求和，以后和平共处，也好让郑国松口气。不然的话，那就以武力征服晋国，但那显然是不太现实的。”为了避免过于刺激楚共王，良霄有意省略了“那是孤最愿意看到的”。饶是如此，楚共王还是大发雷霆，下令将郑国的使者抓起来。良霄并非行人，但是《春秋》记载：“楚人执郑行人良霄。”是说他们是使者，不应该被捕。

诸侯之师观兵于郑东门。郑人使王子伯骈行成。甲戌，晋赵武入盟郑伯。冬十月丁亥，郑子展出盟晋侯。十二月戊寅，会于萧鱼。庚辰，赦郑囚，皆礼而归之；纳斥候，禁侵掠。晋侯使叔告于诸侯。公使臧孙纥对曰：“凡我同盟，小国有罪，大国致讨，苟有以藉手，鲜不赦宥，寡君闻命矣。”

诸侯大军在新郑东门耀武扬威，郑国派王子伯骈请求媾和。二十六日，晋国派赵武进城和郑简公结盟。十月九日，郑国公孙舍之出城与晋悼公结盟。十二月初一日，诸侯在萧鱼会盟。初三日，赦免郑国的战俘，全部以礼相待，释放回国。收回在郑国境内的侦察部队，禁止侵害掠夺郑国人。晋悼公派羊舌（字叔向，又作叔）将上述命令遍告诸侯。鲁襄公派臧孙纥回应：“凡我同盟之国，小国有罪，大国就予以讨伐，如果稍有所得，很少有不加赦免的，寡君听到命令了。”

史上一般认为，萧鱼之会是晋悼公霸局已定的标志性事件。

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车淳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及其、磬，女乐二八。

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无慝，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诗》曰：‘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无以待戎，不能济河。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子其受之！”魏绛于是乎始有金石之乐，礼也。

郑国人向晋悼公进献礼物，包括：

一、师悝、师触、师蠲，三位乐师。

二、广车、车各十五乘，并配备相应的盔甲和兵器。广车是进攻型战车，车是防御型战车，一乘广车配一乘车，称为一“淳”。加上其他战车，总计为一百乘。

三、歌钟两套，以及相配套的和磬。

四、能歌善舞的美女十六人。

晋悼公照单全收，将歌钟一套和美女八人赏赐给魏绛，说：“您教寡人媾和诸部戎人，以整顿中原各国，八年间九次会合诸侯，有如音乐一般和谐，没有什么不协调的，请和寡人一起享用这些吧。”

魏绛不敢接受，说：“媾和戎狄，是国家的福气。八年之间，九合诸侯，诸侯无怨，那是因为国君圣明，诸位卿大夫不辞辛劳，下臣有什么功劳呢？然而，下臣唯愿国君安享其乐的同时，还要思考最终会怎么样。”这是忠言。晋悼公征服郑国，奠定霸局，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时候享受郑国献上的乐器和美女，既要考虑郑国反复无常，还会不会产生变化；更要居安思危，不可耽于享乐。

魏绛引用《诗经·小雅》的《采菽》中的诗句进一步劝谏：“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意思是：快乐的君子，镇抚天子之国，福禄与别人共享，治理好附近的小国，使他们都来服从。魏绛以为，音乐的作用在于稳定德行，以道义来对待它，以礼仪来推行它，以诚信来保持它，以仁爱来勉励它，然后可以用来镇抚家国，同享福禄，吸引远方的人前来朝贡，这就是所谓的快乐。又说：“《书》上说‘居安思危’，思危则有所防备，有备则无患，下臣谨以此规劝。”

晋悼公大为感动：“您的教诲，寡人岂敢不接受？然而如果没有您，寡人没有良策对待戎人，不能渡过黄河开创今天的局面。赏赐，是国家的典章规定，藏在盟府，不可废除。请您还是接受吧！”

魏绛从此享有钟磬之乐，这是合于礼的。

一千五百年后，宋朝的文豪苏东坡游石钟山，在游记中写道：“窾坎镗者，魏庄子之歌钟也。”所谓“魏庄子之歌钟”，就是晋悼公赏赐给魏绛的那一套乐器。

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鲍先入晋地，士鲂御之，少秦师而弗设备。壬午，武济自辅氏，与鲍交伐晋师。己丑，秦、晋战于栎，晋师败绩，易秦故也。

庶长是秦国的爵名。为了救援郑国，秦国的两位庶长鲍和武率领军队讨伐晋国。庶长鲍先进入晋国的领土。这时候晋悼公还在郑国。士鲂镇守国内，起兵抵御，认为秦军人数少而不加戒备。初五日，庶长武从辅氏渡河，与庶长鲍夹攻晋军。十二日，两军在栎地交战，晋军大败，这是因为轻视秦军的缘故。

看来，魏绛建议晋悼公居安思危，是有深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