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关于钱媛的说话方式,他在《我们仨》里也窥见过一二。
与钱中输先生一样,钱媛完美继承了父亲在人情世故方面的某些缺陷。
比如好意说话但不够中听。
杨降又道:“不过,你刚才说的办杂志的事情……是叫《燕园杂谈》,没错吧?”
聂子航好奇道:“杨先生也听过我们社团?”
杨降若有所思道:“几日前我同文联的主席茅盾先生见了一面,恍惚间好像听他说过这么一回事,但那时我没当真,也不太记得是否确切。”
这番话可把聂子航唬了一跳,《燕园杂谈》分明是個校内学生社团,怎么闹到文联主席的嘴里去了。
“……您恐怕真听错了,《燕园杂谈》目前就是个学生团体,不仅没有刊号,连主办单位都没有,根本算不上一本真正的杂志啊。”
坐在另一边的钱媛又说道:“想办杂志,这有什么难的,虽说顾秋这个名字刚进文坛,资历尚浅,但能被《光阴日报》表彰的年轻新作家可没几个,你若真有这个念头,未必没有路子可走。”
();() 进军文坛与办杂志其实并不是一条路,单纯做一个写书的作者,也能很快进入文学界。
然而,真要在文坛写出名声,写出地位,一味埋头写书,要熬的时间实在太久了。
但办杂志社就不一样了。
如果说兢兢业业写书是开车走国道,那么杂志社办的好,就是坐特快弯道超车。
不能否认的是,聂子航最初开设《燕园杂谈》时,确实冒出过这些念头。
虽说人不能一味追名逐利,但什么名什么利都不要,那不就是个和尚?
不,连和尚都不如——和尚还要竞争上岗当选住持,哪有人能真正看破红尘?
他能做的,无非是把杂念暂时抛却,专注于眼下事务。
能成则成,不能成也不遗憾。
对于钱媛的话,杨降罕见地持反对态度:“眼下办杂志社并不是合好想法,不说别的,凭你一个青年作家的名声,就算有主办单位愿意挂靠,收稿就是门难事。
正经杂志社,不能像社团那样收学生的稿,文字得有深度,稿件得有厚度,更要有花样。
这些,若是没有几位颇具资历的文坛前辈支持你,开刊第一期就会十分困难,更别说做起名气了。”
面对杨降话中的现实情况,聂子航有的考虑到了,有的则完全忽略。
此时听来,倒真学到不少。
“多谢先生指点,晚辈记下了。”
尔后三人共用饭菜,吃饭间气氛倍加和顺起来。
临别之时,杨降亲自送出一段路程,于途中闲步时问道:“子航,伱是西语系的学生,英文方面怎么样?”
“还成。”
杨降含笑道:“翻译院托我翻译一部西方作品,但我手上的《堂吉诃德》正在关键阶段,你有没有兴趣试一试?”
“是哪一部作品?”
“英国作家拜伦的,《唐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