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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第1页)

我事先并没告知斯特罗伊夫要来巴黎,因此当我按响门铃后,开门的斯特罗伊夫并没马上认出我来。但是他很快就惊喜地大叫,连忙将我请进屋。我受到如此热情的欢迎,感到很高兴。那时他妻子正在炉边做针线活,一看到我进来,就站起身。斯特罗伊夫将我介绍给她。

“你记不记得?”他问她,“我过去总对你谈起他。”然后他又转身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一声你要来巴黎?你到这里多久了,预备待多长时间?要是你早到一个小时,咱们就可以一同用晚餐。”

他像发珠炮似的问了我许多问题,然后把我安置在一张椅子上,像拍打靠垫一样不停地拍我的肩膀,一会儿要我吸雪茄,一会儿又让我吃蛋糕、喝酒,不肯给我一分钟的空闲。由于家里的威士忌喝完了,他懊恼得不行。他要亲自为我煮咖啡,搜肠刮肚地想还能怎么招待我。他脸上乐开了花,每个毛孔似乎都在往外冒汗。

“你一点儿也没变。”我一边端详他,一边笑着说。

他还是我记忆中那副滑稽的样子。他身材矮小而肥胖,还有一双小短腿。他年纪并不大,最多只有三十岁,但是头顶已经光秃秃的了。他有一张浑圆而红润的脸庞,肤色很白,双颊和嘴唇总是通红。他那双蓝眼睛也是浑圆的,上面架一副很大的金边眼镜,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出来。你一见到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鲁本斯[1]油画里那些和蔼的胖商人。

我告诉他我已经在巴黎找好了房子,准备住上一段时间,他立即激烈地责备我没有事先和他商量。他说他可以帮我找到适合的住处,还能借家具给我——就好像我真花了一大笔冤枉钱去买这些东西似的——并且,他还可以帮我搬家。他真心觉得,我没有给他提供为我帮忙的机会实在不够朋友。在我们谈话的过程里,斯特罗伊夫太太始终安静地坐在一旁补袜子。她一句话也不说,只听她丈夫滔滔不绝地讲话,嘴角上浮现着从容的微笑。

“你瞧,我结婚了,”他忽然说,“你认为我的妻子怎么样?”

他满面春风地望着她,把鼻梁上的眼镜向上推了推,因为汗水总是使他的眼镜向下滑。

“你让我如何回答才好?”我笑着说。

“可不是吗,迪尔柯。”斯特罗伊夫太太插话道,也笑了。

“但是你不认为她很美吗?听我说,老朋友,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快点儿结婚吧。现在我可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你瞧她光坐在那里,就是一幅绝妙的图画。有没有让你想起夏尔丹[2]的画,嗯?凡是世上最漂亮的女人我都领略过了,但没有哪个比得上迪尔柯·斯特罗伊夫夫人。”

“如果你不赶紧住口,迪尔柯,我就离开这儿了。”

“我的小宝贝儿[3]。”他说。

她有些脸红,他热切的语调使她觉得难为情。斯特罗伊夫曾在写给我的信中说过他深爱着他的妻子,如今我看到,他的目光几乎时刻追随着她。但我不确定她是否也爱他。这个可怜的傻瓜并非那种能让女人爱上他的人。

不过斯特罗伊夫太太眼神里的笑意是含有爱怜成分的,或许在她笑而不语的背后正藏着对他的深情。她并非他炽热爱情所幻想出的那种倾国倾城的美女,但仍有一种秀丽端庄的美。她身材修长,那身剪裁得体的素衣根本无法遮盖她漂亮的身形。她的身材或许对雕塑家比对服装商更有吸引力。她有一头棕色的浓密秀发,简单地梳拢起来。她的脸庞白净,五官清秀而非艳丽。对于美人的称呼她只差一步之遥,但或许恰恰因为这一小步,使她连漂亮都够不上了。斯特罗伊夫因她而想起夏尔丹的画也并非毫无道理,她的模样叫我莫名地联想起这位著名画家笔下那不朽的形象——戴着头巾式女帽、腰间围着围裙的快乐主妇。我闭起眼睛,就能幻想出她在锅碗中静静忙碌的样子,操持起家务就像遵循某种仪式一般,给这些寻常的家务事注入了崇高的意义。

我不认为她有聪明的头脑或风趣的谈吐,但她却能用她那肃穆而专注的神情引起我的兴趣。在她的缄默和沉稳中存在一种神秘感。我不清楚她为什么要和迪尔柯·斯特罗伊夫结婚。尽管她和我都是英国人,我却看不透她,不知道她出身于什么阶层、接受过什么教育,也不知道她婚前的情况。她很少说话,不过她的声音很动听,举止也很自如。

我问斯特罗伊夫最近是否画了新的作品。

“画画?我的水平可是今非昔比啦。”

当时我们正坐在他的画室里,他随便朝画架上一幅尚未完成的作品挥了挥手。我有点惊奇。他画的是一些穿着坎帕尼亚服装的意大利农民,正悠闲地在一座罗马教堂的台阶上闲逛。

“这就是你的新作品吗?”

“不错。我在这儿就和在罗马一样,都能找到模特。”

“难道你不觉得这画很美吗?”斯特罗伊夫太太问。

“我这个傻太太一心认为我是个伟大的画家。”他说。

他心中的喜悦根本无法被他歉意的笑声掩盖。他一直望向自己的作品没有转过头来。他在品评别人的画作时,观点总是既准确犀利又新颖独特,可是对于自己那些陈腐、庸俗的画作,他却显得那么洋洋自得,真令人难以置信。

“给他看看你其他的作品吧。”她说。

“人家要看吗?”

尽管迪尔柯·斯特罗伊夫一向被他的朋友们耻笑,但他始终无法克制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展示的强烈愿望,巴不得听到几句夸奖。幸好要满足他的虚荣心并不难。他先拿出一幅画着两个满头卷发的意大利贫民窟儿童玩弹球的画作。

“他们多可爱啊。”斯特罗伊夫太太赞美道。

随后他又展示出更多的画给我看。我发现他即便到了巴黎,也还在重复他在罗马画了许多年的那种老套而花哨的风格。这些画既虚浮又缺少艺术价值,可是其他任何一位画家也比不上这些画的作者迪尔柯·斯特罗伊夫那样真实和坦诚。有谁能解释清楚这样的矛盾?

我不知为何忽然问他说:“对了,你遇到过一个名叫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画家吗?”

“怎么,你也认识他吗?”斯特罗伊夫大叫道。

“那是个缺乏教养的人。”他太太说。

斯特罗伊夫笑了。

“我可怜的宝贝儿[4]。”他走到她身边,举起她的双手吻了吻。“她不喜欢他。真是怪事,你竟然也认识斯特里克兰德。”

“不懂礼貌的人无法让我产生好感。”他太太说。

迪尔柯一直在笑,他转身对我解释道:“你知道吗,有一天我请他过来瞧瞧我的作品。他来了,我拿出所有的画给他看。”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觉得有些尴尬,迟疑了一阵。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令他难堪的故事,因为他不知该如何说下去。“他看了看——我的画,什么都没说。我本以为他是要把所有的画都看完,再来品评的。直到最后,我说:‘全都在这儿了!’他说:‘我来是希望向你借二十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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