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冻土,啃草根,吃树皮……
被农村的小孩子用石头和泥巴丢,被村民指指点点,肆意的辱骂和嘲讽。
村里不少有些中年村民都是经历过长征的,他们有时候根本不是演戏,而是回忆,回忆他们经历过的那些艰难地岁月,在拍摄的过程中,连夏越来越分不清楚戏里戏外的区别,她仿若穿到了四十多年前,她不是连夏,而是秀梅。
她像个普通农村姑娘一样,挥动着镰刀和锄头,最初这些农活她做得不好,后来越做越好,得心应手。
如今她已经不需要酝酿关于秀梅的情绪,就连导演李青也认为现在的连夏就是他脑子里那个秀梅。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连夏这样的状态很好,连夏越来越沉默,这种沉默不是属于连夏平时的拍摄状态,而是属于哑女秀梅,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她越来越喜欢和饰演麦子的小演员王聪在一起,王聪的父母不在身边,连夏就是王聪的监护人,两个人形影不离,剧组工作人员经常看到两个人用手语对话。
因为导演要求,连夏在剧组外面也是秀梅的打扮,吃和住都住在当地村民家里,戏里戏外,小演员并不能很好分开连夏与秀梅的区别,时间一长他连“连夏妈妈”都省去了,直接叫连夏“妈妈”,连夏会护着小王聪,会给王聪洗头喂饭,他们像一对真正的母子。
一个脏兮兮的哑女,带着她脏兮兮的孩子,就这么从电影里走到了现实。
这一幕落到徐妙珍眼里,未免有些胆颤心惊的感觉,她感觉连夏入戏太深,已经到了不正常的地步,这种事情徐妙珍以前只是听说过,“xx演员入戏太深,得了抑郁症,需要心理医生辅助治疗”,没有想到如今,这种事情竟然在连夏身上发生了。
当然正常人在这种环境下,很难保持正常,就是徐妙珍这个围观者,在看连夏吃草根的时候,都会捂着嘴哭,以至于差点冲进拍摄现场,将哑女秀梅和她的儿子麦子救出水火之中,更何况戏里的连夏。
徐妙珍越想越不对劲,她看着连夏欲言又止,想了想,最终打电话到公司,汇报情况,希望公司那边帮忙联系一个心理医生,她怀疑戏拍完,连夏心理就出问题了。
连夏曾经对“哑母”演员构造提出过质疑,“哑母”时间段横跨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从“三年-自然-灾害”到“长征”近六年的时间,导演却没有换“麦子”的演员。
要知道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六年的时间,足以让她从一个小小人儿长成一个小少年,哪有从六岁到十二岁都是一个人去演,难道“麦子”不长大了吗?
但是导演李青却告诉连夏,在这段时间里的麦子是不会长的特别高大的,因为他吃不饱穿不暖,每天饿着肚子,恶劣的生存环境注定让这个孩子瘦小,所以导演会借助灯光、化妆、道具、拍摄角度等手段让“麦子”看起来大一些,而不是换演员。
连夏最初觉得导演这个理由很牵强,直到她来到农村,接触了很多家里特别穷的孩子时,她才知道导演说的不错的。
在这个极度困难的特困村,很多十几岁的孩子,看起来还不如城市八-九岁的孩子看起来壮实。
在特别穷的,特么没有营养,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长高真的是一种奢侈。
秀梅一生最悲哀的年份,李青导演全都留给了连夏。
当连夏拍完“哑母”秋篇中三-年自然-灾害后,影片的拍摄终于迎来了最高-潮的部分,这也是连夏在“哑母”剧组最后的几场戏,小村庄最难熬的冬天来了,“文-革”的风吹到了小山村。
此时的麦子已经稍稍长大了一些,因为吃不饱饭,他看上去比同龄的孩子瘦小不少。
麦子和哑巴母亲相依为命,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学会不去问“我为什么没有爸爸”、“你为什么不会说话”这种蠢问题。
小山村到处刷的都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要斗私批修”、“兴无灭资”、“批陈整-风”这样的口号,很多带着红袖章的红卫兵。
在小山村风风雨雨数百年的山神庙被推了,村民砸了山神像,推到了庙里石碑,一把火烧了香火旺盛的山神庙。
秀梅看到了,回到家秀梅抱着麦子又哭又笑,麦子很害怕,他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会这样。
他不懂,秀梅生下来就被村里人说,是山神给她的惩罚,如今山神没有了,她脊背上的枷锁没有了,山神是假的,村民一张嘴山神就不作数了,她这么些年受的苦,谁来承担?
山神庙被砸似乎是一切的,麦子觉得村里的人都疯了,学校里教麦子的老先生挂上“臭老九”的牌子被拉出去批-斗,他们砸了老师的家,村长让老师跪下当着全村人的面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并让他指出来同伙。
麦子吓得在秀梅怀里瑟瑟发抖,因为前一天老师还夸他功课有进步。
学校里不再上课,小村庄唯一的老师被斗倒了,老先生借给麦子的书,秀梅全烧了,并且不让麦子和老先生家来往,麦子不理解为什么妈妈要烧他的书,他觉得老师是好人,他又哭又闹,跑了出去。
麦子没想到,等他回来的时候,自己家已经被砸了,哑母秀梅也不在家中。
麦子疯狂地找妈妈,在村口,批-斗老先生的台子上,他看到跪在地上的母亲,他们说自己的母亲和“资产阶级的走狗搞破鞋”。
自己的母亲跪在地上,砖头拴在母亲的脖子上,母亲像狗一样匍匐在地上,头耷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