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14我的作品即将在重版之后与大家见面,对于那些已经熟悉的读者们,我还要说些什么呢?我们彼此间的了解已经足够深,也许我什么都不必说。作为向导,我向读者介绍着野外和户内的许多趣事,而读者们也接受了我的存在。大家给予我的认同,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对此,我心存感激。刚才我还觉得什么都不用说的,既然已经开始说了,那就多说几句吧,用闲聊的方式,和大家谈一谈。
《醒来的森林》是我的第一部作品,它从面世至今将近二十五年了。在写完这本书之后的日子里,我又连续地写了好多书,它们已经依次和大家见面了。当有人问我总共写过多少本书时,我得仔细地数一数才能作出准确的答复。作为一个母亲,即便她的孩子再多,她一口也能说对孩子的数目。只要闭上眼睛,所有孩子的面孔便会浮现。据说,原始部落的人计算能力很差,只能数到五,可是他们却有办法记住所有牲畜的数量。其实他们记住的并不是数目,而是记住了每一头牲畜的特征。
母亲的心中总是饱含着对子女的爱;原始居民每天都和牲畜们在一起。但书与之不同,一本书写完并出版之后,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已经永远地离作者而去了。即便坐下来谈论自己的书,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困难,不亚于父亲谈论起独自在外面闯荡的儿子。毕竟,作者与书之间,有着更直接、更具个人色彩、更依赖自我的关系。在外生活的儿子只是继承了父亲的血脉,他终归会有所改变,但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即便它的命运充满曲折,它都始终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一个人通常不会为自己孩子的特征负太多责任,然而作者却要为书的愚蠢或明智负全部责任,这完全取决于作者之手,书是作者心灵的真实写照。倘若我回避关于书的优劣的讨论,或者沉浸在别人对它们的一些独特的见解中,我相信我的读者会理解我、原谅我。
我无法将自己的书看成是“著作”,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很少付出“辛勤的劳动”。书的完成,是在娱乐之中进行的。垂钓、野营或者划船的过程中,我便得到了文学素材,四处游览或睡觉的时候,这些素材便会慢慢地成熟起来。写书的过程,其实是我重新回味我在原野中得到乐趣的过程。在将它付诸笔端时,它们打动了我,融为了我的一部分。
我有一位朋友,现在已经年纪大了,他的创作颇丰,可谓是“著作等身”。他曾经说:“直到我流落异乡的时候,才萌发了写书的念头。不过那个时候,我只是想让曾经的生活在自己眼前重现。”他年轻的时候,在俄亥俄州北部生活,后来离开了家乡,写作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思乡之情。我的情况与此有些类似。
写作《醒来的森林》的时候,我正在华盛顿地区担任政府职员。作为一个金库保管员,我那里贮存着几百万的美金,但这也迫使我的生活必须面对铁墙。那样的生活让人有种无所事事的感觉,于是我开始坐在桌子前写书,以求从中获得慰藉,帮助自己度过漫漫长日。那些关于鸟儿和夏日森林的记忆,让我的生活变得生动有趣。《冬日的阳光》一书中的大部分章节,也是在这张桌子上写完的。那本书中描述的阳光是灿烂的,甚至超过了纽约或新英格兰地区的阳光。
1873年我离开了华盛顿,铁墙也随之从我面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面大窗户,我可以透过它看到哈德逊河与远处的山景。我种植了一座葡萄园,它可比金库有活力得多,特别到了秋季,架上果实累累,比起大堆的美钞,收获的喜悦更令我感到满足。当然,我偶尔还是会想起铁墙,不过那是在冬季,窗外的风景都已被皑皑白雪所覆盖。我发现,冬季是检验一个人自娱能力的季节,它将人推到自我的面前。在冬季,我的心情变得平静起来,我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喜欢的主题上。
我曾在想,我的书是否有时候会让读者产生错觉,使得大家对于野营或者林间漫步有着过高的期待呢?后来我发现,当我把在林间散步获得的欢乐同读者分享时,我才能真正地获得那种巨大的欢乐。想要了解一个物品的色与味,加热是一个好办法;而想要欣赏艺术,观众自己的想象力也是至关重要的。也许有的读者会觉得并没有从自然中获得如我所获的那么多的乐趣,那么我应该送他一个建议,只有像我那样去亲身理解自然,并充分发挥词语的魅力,才能理解作者从自然的所获。文学并非是在森林中自然形成的,而艺术家的创作也不仅仅是照搬自然。他们笔下描述的,也并非是简单的原始经历。
很多人都认为蜂蜜是藏在花中的,蜜蜂做的仅仅是将它们采集出来,但实际上,蜂蜜是蜜蜂的产物。它们从花中获得了甘露,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减少了甘露的水分,在其中加入了一滴蚁酸,将其变成了蜂蜜。那一滴蚁酸,正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点睛之笔。蜜蜂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在它的作品中,反映着一些超越客观环境的存在。
真正的博物学家是忠于事实的,因为事实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离开了事实,我便无法写作,那些新鲜多样的事实,不断地为我提供着灵感。当然,事实只是基础,我必须在里面加入自己的特色,让它们的品质升华。
对于自然的解释并不是对它的改造,而是与它进行情感的沟通,吸收它的精华,并且运用精神的色彩重现它。
假如我只是简单地罗列自己散步时遇到的鸟的名字,描述一下它们的色彩与形态,讲述它们的生活细节,那么读者恐怕对此不会有兴趣。而如果我能将鸟类和人类的生活联系在一起,透过它们了解自然,了解到它们在自然中生活,那么读者可以通过描述,想象出一只活生生的鸟,我给予读者的,将不再是一具死气沉沉的鸟类标本。
约翰·巴勒斯
18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