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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家山的八十年代 独立电影前传（第2页）

自北京电影学院返川，米家山终于可以当导演了。他选择了一部越战题材的小说，“是刘亚洲的《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后来选了演员，外景地都选了，剧本改为《第二战场》，是两个男人一起爱上一个女人。一个连长，一个教导员。在越战战场上，连长把教导员击毙了。回来之后就说是情杀。军事法庭调查，实际上被杀的这个男人想逃跑。片子一开始就是法庭审判。从战场上到男女关系，一步步证实，充满悬念。班子都搭好了，开机前忽然通知说，不能拍。”

随后第二部是《不沉的地平线》，由米家山和韩三平联合导演。这个片子同样命途多舛。

“原著是地摊文学，讲一个土匪参加了红军，在红军银

行——事实上是一个银圆小分队——工作，他一直想把小分队的钱偷走，最后银行里真正为信仰的人都死掉了，就他还活着，成了一个将军。我们的电影就改成了土匪变成司令员以后，重返草地，正好遇到四个美院学生（过去的银圆小分队也是四个人），于是用意识流的方式做成了三条线，一条线是副司令和美院学生一起，一条线是贯穿全片的为了信仰朝拜磕长头的队伍，三条线并行向前走，都是在路上。我们那时候重叙事方式甚于主题。”

米家山一直向我强调电影的形式。本片在同一个空间当中进行的时间转换，在当时是非常具有探索精神的。老红军站在今天的时间里，但是镜头摇过去，我们看到的是50年前的红军银行小分队，他们在那里存在着，一个完整连续的镜头和空间内，时间却发生了改变。中国电影从1978年开始热衷于时空转换和闪回，但那都是利用了镜头和镜头之间的逻辑和作用力，而非在一个镜头之内进行调度。《不沉的地平线》的形式在当时是比较先锋的，甚至也是有开拓性的。

米家山这代导演热衷于形式革命，无论《黄土地》（1984）、《红高粱》，其实都借助了某种革命或者抗战叙事，内容似延续过去陈规，是保险的，但他们希望从形式改造中获得电影的新突破。这部影片也是如此。

而此片最重要的形式是三条线索的并置，因此这个电影讲的是思想代沟和个人差异。它呈现现象，但是没有结论。

“当时苏联一个电影节主席来看过片子，看完后鼓了30秒钟的掌，立马就把我们叫去，说邀请这片子参加他们的电影节。送审后通过了，还获得了新时期十年最佳处女作奖提名，也拿了发行拷贝了。但是……”

接连三个作品被毙，米家山就开始思考——“电影这个职业究竟适合不适合我做？对于纯个人来讲，有一个矛盾，费了那么大劲做出来，最后给你关起来。电影不能和观众见面的时候，就等于什么都没有，是浪费生命。”

“但那时候毕竟学了电影，还刚刚毕业，就在这时，偶然在《收获》上看到王朔的《顽主》。当我看到《顽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忽然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必须有一个嬉笑怒骂的方式，不用这么认认真真的。用讽刺的、调侃的，宣泄社会压抑……我内心和王朔的魂完全一致，所以拍摄的时候心里特别爽快！”

三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顽主》不仅仅是一部通常意义的娱乐片，虽然它往往被看作中国娱乐片的典范。它是一部和作者气质吻合的电影，里面有作者个性的强烈流露。一部作者电影的面貌，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成立了。当然我们知道，作者电影最早并非我们理解的独立电影，

而是从工业电影中分析出来的。无论如何，这个电影是导演主动选择、负责实现和体现了导演意志的，而且在当时的电影界具有某种完整的独特性。

这个过程在80年代自然很不容易。《顽主》的小说不被峨影艺委会认同。但当时电影厂普遍遭遇经济危机，经济问题是最大问题，米家山主动要求和厂子签协议，必须给厂子返还50％的利润，否则自己出钱赔偿。这种有点自虐的要求让《顽主》非常规性上马。之后很顺利，和王朔签约，并在1988年的夏天用了不足两个月就拍完了。

韩三平（左一）、米家山（中）（摄于1985年）

本片主要呈现“三T公司”一群非常规职业的青年人的生活样貌。所谓非常规，就是他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国营单位，而自主经营一个企业。他们在一起帮人排忧解难，而电影角色显示的幽默感和人生态度，让观众心领神会。正像冯小刚的《私人订制》一样，《顽主》其实暗藏政治讽刺剧的潜力。

当一个大叔要揍“三T公司”的张国立以实现自己的主动性的时候，张国立拒绝了。大叔哭着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有做一回主呢！”张国立说：“别，人民群众可一直都在当家作主！”

电影里马晓晴对葛优说：“你比我自己还了解我想要什么！”

一个德育教授对青年们善加引导，积极关注，认为

社会对他们不公——“我要大声疾呼，让全社会都来关注你们！”当他把热情的眼光投向葛优的时候，葛优说：“我就是一傻B，请您别为我费心！”

个人生活的被干预，以及价值观的强迫，仍然是80年代的重要现象，这其实是政治学和生活伦理学当中需要专门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对别人的强制是为了他们自己，是出于他们的而非我的利益。于是我就宣称我比他们自己更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以赛亚·伯林的分析针对当时中国人的思维逻辑非常有效。相信基层自发、个人自主能带来财富的增加，还可以带来心智的生长，这是很多年之后才有的信念。这个电影是将这一还处于模糊状态的观念给一下子清晰化了。当我们了解了80年代乃至之前三十年的电影话语，才能知道这个电影的合法性以及革命性所在。

《顽主》最后能被通过，与当时的社会有关。票房方面，《顽主》虽有赢利，但未实现当初许诺的利润。米家山后转战福建电影制片厂（下文简称“福影厂”），在那里拍了两部片子：《袁氏遗产案》（1989）和《你没有16岁》。后者因涉及教育问题，也被禁演。之后，米家山回峨影厂拍了一部惊悚片《圣·保罗医院之谜》（1990），为峨影厂赢利，弥补了他早期带给峨影厂的损失。再后来米家山告别电

影厂，做广告公司去了。

其实在1994年，米家山还受邀拍了一部主旋律电影。作为补偿，《不沉的地平线》和《你没有16岁》在1994年被解禁。《你没有16岁》颇值得研究。它和后来的《一个都不能少》（1999）有近似的叙事结构，校长希望把流失的学生找回来，挨家呼吁。里面的演员除了张国立，都是非职业演员。这个电影已经具备了很久之后才出现的独立电影（与2000年后的某些独立电影相似）当中的某些气质，它对于沿海省份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和人们教育观念的巨变，做了毫不避讳的呈现。它不像《一个也不能少》那般有婉转的文化构思，而有“一杆子捅到底”的正直和简单。教室倒塌砸死学生，尚存的校舍则是于1913年筑成的，深圳的商人在学校门口招工，校长下跪请求他们离开。而这一切并非凭空杜撰，是有事实基础的。

这部电影拍摄的时候，获得了很好的自由度，因为米家山为福影厂拍摄的《袁氏遗产案》赢利200万元，于是厂长陈剑雨（《红高粱》编剧）对米家山说，你可以拍摄一部自己想拍的作品。拍摄的自由，都是通过类似的周旋获得的。

在和米家山的长谈中，我发现他对于自己1976年到1994年间的电影历程，有完整的自我理解，以及清晰的自我评价。和米

家山的对话让我很是欣慰，因为我看到了80年代前后电影人所面对的外在限制和内在自由的具体发展。我愿意将这一切看作是一个值得书写的生命景观，而我也认为米家山的电影经验和其他第五代导演的努力，一起组成了一个属于80年代的电影思潮。而这个思潮是90年代第六代独立电影运动的前史，它们之间存有深刻的渊源和联系——第六代独立电影也是历史的产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