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读者多吗?
欧宁:很多,大学生,媒体的人……其实当时,媒体对缘影会早期的活动有很多很详细的纪录,那时候聚众看电影还是很有号召力的。那时候片源很难找,那时候你要看法国新浪潮的东西,你只有去缘影会去看,别的地方看不到。
王小鲁:你们放映有一些固定的地点吗?
欧宁:缘影会在全盛时期,在深圳和广州有四个固定的放映地点。有时候一部片子要传,这个场地放完了要送到下个场地。我觉得艺术电影它是有市场的
,关键是你要发现适合它的传播渠道。现在没有人做这个工作,我自己因为我兴趣太多,再一个国家的政策限制……否则艺术电影可以做得很好。
王小鲁:我知道那时候做了好多地下杂志,你做这些事的资金怎么解决?你毕业之后的职业是什么?
欧宁:我在大学毕业后,去广告公司做copywriter(文案)。其实策划演出是可以挣到钱的,只不过我跟一般的穴头不一样,一般的穴头是你策划演出,给了你钱就完了,我一般地要加一些文化的东西进去,挣了钱之后,要抽出一些预算来出小册子,免费发给观众。跟今天做策展一样,每次活动都定一些主题,我还要做书,写文章。
王小鲁:你此后策划了几次大的电影展览,记得有一个东南亚电影展。
欧宁:“Nonfia:中国新纪录影展”我觉得做得比那个更好,展期从2003年12月1日到2004年1月10日。这个展览是用一个多月,用五个场地,来放30多部中国独立纪录片,在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这个活动比东南亚影展要早。像这个展览,我们的宗旨是想概括中国20年的纪录片历史,选片的时候,有这个线性的对这段历史的时间的描述,也专注于一些个案,这些个案包括对三个导演的深入采访、对他们的影片的集中放映
。
王小鲁:哪三个导演?
欧宁:段锦川,蒋樾,郭熙志。
王小鲁:当时这个展览调动了很多资源,比如北师大的学生都在帮你做一些评论,你那时候在南方,怎么去运用这些资源?
欧宁:其实一直以来我做事情,很喜欢发动我的work来做,经过这么多年,我积聚的社会资源还是很多的。虽然在广州,但你不能只用广州的人来做事,就像今天你身在中国,你也不能只用中国的资源来做事,你要用全世界的资源来做。
王小鲁:你为这个展览筹备的资金是哪里来的?
欧宁:五叶神,这是现在很火的一个香烟品牌……关键是你要找到一个切合点,现在的这些中国商业还是太低端了,到了高端的商业它会明白,这些文化其实是最有利的。
王小鲁:那时候观众群体是什么情况?你这个活动组织的效果如何?
欧宁:主要以学生为主,有几个场地都是在中山大学、学而优书店。一个多月,五个场地,效果非常好。每次导演来,我们都会主持讨论,那个时候,我其实是作为一个小的电影节形式来做,所以说缘影会积累下来,它肯定会养育出一些人才,包括拍摄的作者型人才,也有电影策划的人才。做这些项目,会调动一些做出版和设计的人,调动那些主持放映的人,会有很多人。
王小鲁:2004年,东南亚电影展是什么情况
?
欧宁:东南亚独立电影展也是用这个模式,找五叶神赞助,那个片源我是跟一个日本的电影策划人要的,她给我组织了一些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影片。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能力做字幕,都是英文的。这是比较遗憾的。现在要做的话,我们就会自己做字幕。
王小鲁:你为什么会对东南亚独立电影展感兴趣,面向中国内陆组织这样一个地区的影展,你的意图是什么?
欧宁:那次东南亚独立电影展的标题叫作“UnknownS。E。Asia”,就是“未知的东南亚”的意思。的确,我们对东南亚这些国家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都知道得太少了,搞这个东南亚独立电影展是用电影这个媒介,去了解这些与我们近邻的亚洲国家。从电影本身而言,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年轻电影人正在崛起,他们正在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题材和自己的风格拍摄电影,开始活跃在国际电影节上,构成一道夺目的亚洲电影景观,这也是我想要做这个东南亚独立电影展的另一个原因。我想把这些东南亚年轻电影人介绍到中国来,与中国的独立电影人进行交流,也许有助于探讨如何形成一个亚洲独立电影的共同体。
王小鲁:能否说一下“大声展”?去年我知道大声展声势很大,我也没去参加,但当时在街头报摊上,在朋
友的交谈中,到处都是大声展的影子。
欧宁:“大声展”是一个很大的展览,它在广州、上海、北京三个城市巡回,然后有一百多个艺术家参加。这个展览有当代艺术,有建筑,有产品设计、时装设计、平面设计,也有独立电影的部分。电影部分非常成功,挑了13部独立电影吧,在北京是在现代城放的,场场爆满。我目前最喜欢中国的独立电影是应亮的,一个是他的低成本,真正独立,他把周边的普通人都变成电影工作者,另外他的电影是非常成熟的,他的电影的戏剧性比贾樟柯强好多,他的电影好看,然后又有那种现实的质感,《背鸭子的男孩》,还有《另一半》《好猫》。他的电影语言是非常讲究的,让你回味无穷,一个长镜头有好多变化,这些变化都不是一下子冒出来的,是一会儿冒出一点,一会儿冒出一点。
王小鲁:我看过《背鸭子的男孩》,看似简单的一个画面内部设计了很多细节,调度能力看起来很强。
欧宁:调度能力极强,他的戏剧的结构能力也很强。我也喜欢他的电影所使用的政治隐喻,《背鸭子的男孩》那个结尾,用电台的旁白……因为他整个电影是讲成人、成长的嘛,小到一个小男孩杀父成长,大到一个国家的成长,一个政权的成长。关于影片的结尾,他自己有一个解释,他觉得好像只有把父
亲杀了,才能更强烈地体现父亲所代表的那种可恶的现实。
王小鲁:你策划这个“大声展”是出于怎样的理念?
欧宁:是这样的,我在2004年的时候,开始发现很多中国年轻人在外国留学,接触外国的资讯。这些人我找到一些数据,在2004年年底的时候,中国大概有十几万,他们在国外学习完了西方的东西后要在中国实现他们的梦想,因为中国可以为他们提供很多机会,但这个阶层的人一直没人关注。我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涌动,国内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来接触一些东西,国外的在外国学习新东西,他们积聚了很大的能量,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爆发,我感觉到了。然后直接的起源是两个分别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留学生做了一本杂志,要拿到国内发行,发行的时候要做一个小展览来推广。我听了之后,在这个想法的基础上,把它们扩大,就是除了外国留学的还把国内的年轻人也搞进来,非中国人也搞进来,搞三个城市巡回。找了半年的钱没搞到,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怎么找,让他们找去,他们没有搞定,最后我就跟《周末画报》的老板邵忠开口,邵忠对这个东西特敏感,他看到了商业机会,所以就开始做。
王小鲁:为什么叫“大声展”?
欧宁:它的英文的叫法是“GetItLouder”,就是想给年轻人一
个平台,把他们的声音传播出去,传得更远一点。因为中国社会毕竟还是权威的声音多,年轻人没有多少机会,所以“大声展”就是创造这样一个平台,让年轻人发声。我们挑的都是特别年轻的人的作品,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我的感觉是对的,那股力量已经积聚太久了,最后像井喷一样,很吓人的,整个展场闹哄哄的,人特别多。还有展览模式也很有号召力,我们打破了美术馆的模式,美术馆的模式是你买票进去,你要隔着一段距离看作品,不能高声喧哗,不能拍照。我们的展览就是不用票,全是免费的,我们还把一个酒吧设计到展场里,让芝华士提供免费的酒,你可以随便喝酒,可以随便拍照,喝醉了躺在我们找的宜家赞助的沙发上睡着了,也没关系。结果这个展览厅是很活的,那些作品也是那些年轻人积聚了很长时间爆发出来的,所以也很有能量,整个展览很成功。很多赞助商在支持完了第一届之后,就问我们什么时候办第二届,我们在2007年又办了第二届。
王小鲁:第一届“大声展”的电影放映是什么情况?
欧宁:其实“大声展”什么都有,第一届“大声展”也有电影,但没有把电影单独拎出来,在一个单独固定的放映场地集中放映,而是把它放在展厅,人过来看一看,然后走掉,不是那种影院式的放
映。到了第二届的时候,我就把它抽出来,单独做影院式的放映,结果就很成功,来看的人特别多。
王小鲁:据说“大声展”在商业上很成功,能透露一下其商业运作的内容吗?
欧宁:第一次投了100万左右,第二次投了300多万,为什么“大声展”成功呢?是这样的,比如我要求《周末画报》投资,保证展览的最低成本,比如说2007年我要求300万,用来解决策展人酬劳、艺术家差旅、作品运输、布展、展览宣传物料等,这些搞定之后,他可以去找赞助,他找回来的赞助找多了,就是他们的,跟我没关系。你知道,通过“大声展”来卖广告的版面就更好卖了,像芝华士它不仅可以在《周末画报》上登广告,还可以在展厅里面开一个酒吧,展示它的酒,它花的赞助费所获得的回报是多元和立体的,所以赞助商很愿意赞助“大声展”。因为《周末画报》的参与,“大声展”在商业上非常成功,因为他们的市场能力很强,找的都是国际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