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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观电影与召唤美学（第2页）

吕老师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直接电影模式的纪录片导演不是在静观，而是在“行走”，当然，大部分纪录片都是一种行动主义的艺术方式，相比于房屋里的书写或摄影棚里的制作而言。而如何界定行走？静观电影的政治性我也描述过，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契约精神》一文中也提到它塑造了一种与被拍者的同在感，这都是行走、行动。静观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中国独立纪录片整体上从“去政治化”过渡到“再政治化”，从对素材的“浅加工”到“深加工”，变化显而易见。若感觉不到这个变化，就是对当下纪录片文化缺乏整体性了解。

吕新雨还以小川绅介为例反对我的看法，因为我提

到小川等人曾是独立纪录片导演的精神养分，她认为小川的电影里有充分的“行走性”。但是，小川以十余年时间拍摄三里冢人民反对市政强占耕地，这种毫不隐藏的政治性在90年代独立纪录片主流里是罕见的，那种能量只是最近几年才加倍积聚起来。在论坛上我过于随意地表述过中国纪录片与小川的师承关系，甚至临时想到使用“静观电影学派”一词，这也许并非一个很好的想法，需要详加斟酌。虽然有些人曾被小川激励，纪录片导演冯艳还翻译过他的著作，但总体来看，影响来自四面八方，偶尔受到某某的启发，不等于深刻而完整的师承。对于大部分纪录片作者，尤其是DV青年（第二拨独立纪录片导演）来说，很少有人看过小川的作品，若将他看作普遍的导师，更不符合事实。中国创作者的学习资源各不相同，自2000年以后，互联网精神曾强力灌注到一些政治意识强烈的创作实践里面。有些人并非模仿西方——有的人甚至可能是模仿了剧情片，还有很多自发自创的成分，作者之间也不经意地实行着相互间的启发。

另外，吕认为《阿仆大的守候》（2011）是最符合我的静观电影概念的——《阿仆大的守候》以异常静默的长镜头来描述一个乡村男性阿仆大的日常生活——但其实此片模仿了西班牙导演佩德

罗·科斯塔（PedroCosta），因此我的“静观”不成立。我认为所有的模仿都需要内在性格的接应，同时我也不强调“静观”的彻底独特性，因为那无疑把中国纪录片文化看成不与异域文化具有任何相通性的怪物，我的概念里并不存在这样的逻辑预设。同时，对于上一代独立导演的“行走性”方面，也许可以继续说几句：吕新雨对她所界定的“新纪录片运动”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解读，她过分强调了那批纪录片的政治诉求或行走性。我在《中国独立纪录片20年的观察》里，曾对她划分的“新纪录片运动”进行商榷。“新纪录片运动”领军人物时间先生也不认可她的一些观念，他认为那些电视播放的栏目化纪录片其实是“风花雪月”，而针对她界定的几部“新纪录片”，时间说：

“像《龙脊》（陈晓卿导演）也是带有官方宣传色彩的，《神鹿啊，我们的神鹿》（孙增田导演）只不过把人当动物来拍，就像个《动物世界》，当然就不存在阶级性，与社会现实还是相对远离的。”（《纪录中国》，吕新雨著，2003）

对于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文化理解，吕新雨老师沿用她由来已久的观念设计——“纪录片是底层的政治”。她强调了纪录片导演是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她以民粹主义来解释独立纪录片导演们的行动：底

层往往是无法自我表达的，导演如同俄罗斯贵族，使底层获得了表达的机会。在谈到真人奖和《老唐头》时，她似乎反对被拍摄者的在场，认为这可能会伤害到被拍摄者，这些话并不是他（她）愿意听到的。但是唐小雁马上回复说：我愿意！

吕新雨的阶层论和知识分子论，在现场引起张献民先生的强烈反对。张献民认为导演的拍摄行为来自人的感情层面，并非来自自觉的阶层层面。这个争论略显混沌，在论坛录音整理完成后，我才逐渐明白了二人争论的思想脉络。张献民也许并不反对阶层这个词，他反对的似乎是对方使用这些词的背景。吕新雨后来更强调，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小川绅介是与中国农民革命有血缘联系的，“那属于左翼思想的复杂传统”。在那篇著名的阐释王兵作品的《〈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里，她已经展示了这个方向，南京论坛之后她新提出的“纪录片的最高原则是正义”又借用了西方左派罗尔斯的理论。这种把独立纪录片材料全数扔进某个派系概念和他国语言里的做法，对于纪录片文化的解读和建构，都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第一代独立导演的一些人以及后来的王兵等独立导演对吕新雨的某些反对，可能都与此思想方法相关。

在论坛上，我说，阶层的概念并非不可用，但要谨慎。每个人有每个

人的生存境遇，他的生理事实、他的经济身份、话语权力，都汇集到一起，形成每个人的立场和交往方式。独立导演之间是不一样的，他们每个作品所面对的对象也往往不同，从根本上而言，纪录片之伦理关系的两端主要不是建立在底层和上层之间，而是建立于镜头前和镜头后的具体互动里。历史可以参照，但我们不能被这个混沌的漩涡吸入，我们更应该强调这些作品与当下社会、个人之间互动的品质与有效性。

其实在吕新雨的对话里，基本把“底层”看作一个没有自主能力的人。纪录片导演杨弋枢在现场针对吕新雨的观点发表了意见，她认为拍摄时，并非总是导演／知识分子控制着一切，有时候恰恰相反：“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在看。我觉得唐小雁坐在这里，我希望她也可以给我们另外的一个论述。我们在这里有点忽视了那一方，其实，她并不是一个被看者，同时她也在看。这个看和被看的关系，它是颠倒的，我们是在相互看。所有好的纪录片里面都有这样的抗衡关系。关于张献民老师或者吕老师对这方面的争论，我觉得吕新雨老师是一个很自信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身份非常确定的一个知识分子。”

郭力昕教授现场发言论及台湾纪录片的滥情主义，台湾的商业逻辑制造了纪录片里的一种

松软、温馨的叙事模式，而政治意志是缺乏的。他对于我阐述的静观电影的某些方面是认同的，他也觉得“静观电影”产生不出行动的能量，“有些纪录片只能让大家一起掉入那个情绪里面哀伤一下，痛苦一下，沮丧一下……然后走向虚无”。

郭教授也很坦诚地表达了观看季丹《危巢》的感受。此片表现了一个生活在垃圾堆里的家庭，姐弟三个为了生存权、教育权，与外部世界和命运做斗争，而这个家庭内部其实也有一个权力关系，父亲在最后表现出了巨大的专制。这个作品外观上看是一个静观电影的模式，因此，郭力昕困惑的是，面对这些家庭问题，导演的态度何在？她甚至觉得如果去访问这个家庭的成员，让他们谈出来自己的观点，就会形成一个明晰的问题。现在导演的处理似乎把父亲的权威正当化了，他不知道导演的道德位置在哪里。

其实我并不认为一定要介入，而电影的最后段落的设计，已经体现了导演的主动性和评价性，这是从美学意义上对静观模式的超越。但是这种电影的确难以激发直接的政治意志，正如郭力昕教授所说的那样。因此很多判断是交叉的。

三、“南京宣言”与召唤美学

南京论坛结束后，讨论并未结束。首先几位纪录片导演在南京大学的墙壁上贴出了名为“萨满动物”的标语，后来被称为“

南京宣言”，旨在反对论坛的某些发言，他们要求评论家多看纪录片，反对僵硬的理论；认为评论家不能主宰历史，“反对评论家成为纪录片道德伦理的裁决者”，“没有拿过机器的人没有资格指导别人创作”；要慎用知识分子和底层上层的概念，不要擅自标榜知识分子身份。

纪录片导演鬼叔中也是参与者，他后来说：“这的确算不上什么宣言，只是我们往水潭里扔了几粒石子，代表冲动，顽皮，甚至草率，好玩而已。”宣言派者有的在场，有的并不在场，当然有人在宣言上签字时并不了解现场学者究竟讲了什么，就在网络上欢呼“太棒了”。撇开一些过于粗糙的说法，宣言的一些观点作为一般命题并非不成立，只是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反对意见究竟是指向哪个人的哪个观点？不明言解释，就是把学者们看作一个同质化的存在，这就跟他们反感学者过度使用阶层这个概念一样是盲目的。由于发言者多有教授头衔，很容易被看作体制内的“假想敌”，但学者各有其思想背景和更微妙的身份状况，体制化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若看作一律，批判的有效性就不存在。

宣言之后也有一些网文零星出现，并有纸媒做后续报道，观点认为是吕新雨的观点激怒了众人。他们认为阶层观点其实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设计，是把自己置于一个更

高的层次上。关于吕新雨的阶层论，上文已有谈及，此不赘述。不过我认为，宣言后的情绪其实来自伦理问题的讨论。南京论坛学者发言和现场气氛使话题在伦理问题和阶层问题上停留了很久，但基本还是在学术层面上交流。（对于伦理问题，我在论坛前后都有涉及，并且之前曾撰写《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契约精神》一文，这也许让人不爽。）郭熙志教授在现场谈得也相对深入——他谈了一些私影像中摄像机的位置问题，他不认为越隐私越残酷，纪录片就越有成就，他觉得应该超越表象，追寻内心的事实。这些意见既针对别人，也针对自己，因为他正在进行私影像创作，这其实也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郭同时是一个优秀的导演。

对于伦理问题的讨论，可能会让导演有一种压迫感，创作时过多考虑伦理问题就如同戴了一个枷锁。他们的感受我可以理解，但伦理问题并非学术禁区，不能逃脱被讨论的命运。有的导演若反对会议上的观点，可以具体争论，但若以“宣言”里那种通过质疑评论者资格的激进方式试图关闭这个议题，我不能同意。

同样，“真人（原型）奖”的设计也许令人不快。“真人奖”是让纪录片中的被拍摄者出来说话，这里也开启了一个维度，对于某些导演来说，可能会觉得自己对于素材的阐释权受到了

挑战。这其实是纪录片本体中的必然矛盾，这个必然的分裂其实是纪录片本体里有意味的存在。但原型真人并非一定拥有高于纪录片导演的阐释权，请他（她）来的最大智力挑战，其实是如何通过这一行动来深化探讨纪录片本体论。有感于中国纪录片介入社会现实的巨大能量，这个奖还可以增加被拍者在世界上的“存在感”，从而促进对话、增进影响。

因此，在此后黎小锋组织的“海上论坛”里，我提出以“关系美学”（这个词在国外已出现，但在国内尚无影响，也无系统的翻译，我们在自己的视野里使用这个词语，不一定与西方的relationalaesthetics发生必然的联系）来总结我上面所叙述的观点。无论是静观电影的阐述还是真人奖的设计，其实都在讨论纪录片的一个重要维度——对纪录片所包含的关系模式的探讨。我认为在某种程度或层次上，纪录片的本质是一种社会交往。很多艺术形式里都包含社会交往，但是纪录片的交往方式和程度不一样，尤其是非假定时空里的交往过程，越来越成为纪录片的内容本身。纪录片作者的个性深度与人文特点，决定了在与对象互动时的召唤能力，纪录片的内容是由主体（作者）召唤来的，面对同一对象，不同的人召唤出的东西面貌往往不同，因此纪录片

也同时是一种召唤美学——这一名称的提出则强调了创作者的文化差异性在纪录片创作中的重要性。而从前期到后期，纪录片导演、被拍者、观众、评论家一起，在建立一种丰富的关系世界。我觉得张献民最近对于纪录片的理解是一个理想状态：“根本，我们不仅在构建一些影像文本，我们也在构建我们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我们在构成某种社群。”

当然，回到“南京宣言”，也许这里最该关心的是如何建立评论家和创作者的关系。作者对于评论家能期待什么？评论家为何收到这么多的反对意见？具体到当下独立纪录片文化来说，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受到了忽视，而且评论环境也不完善，很多好作品进入不了媒体的视野，也没有被评论家的语言所覆盖到。这是令人遗憾的现实，评论家包括我未能尽责。季丹在海上论坛里说到，“南京宣言”的一个原因其实是一些导演的作品受到评论家的忽视。毛晨雨曾对我说：当你的写作成为了解纪录片的重要参照的时候，你就要谨慎了。他公开表示希望有一个尽量公正的描绘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权力地图”。

值得描述的另外一个细节是，南京论坛后，先有“海上论坛”，后有易思成在纪录片作者毛晨雨的故乡岳阳某村组织“湘会”，希望继续南京的讨论。在这些过程前后，吕新雨将发

言进行了调整，形成了《“底层”的政治、伦理与美学》一文。其实此文已经不再是现场的文本，它有大量的修正，但它是以一个论坛现场的现在进行时语气来开始讲述的，比如“刚才小鲁谈到了……”。有些参与者包括我本人并不认同这个文本，认为它营造了一个“伪现场”。如果不对这一点详加说明，南京论坛的现场脉络将更加浑浊。我愿意将此文看作吕新雨此后思想的发展和调整。在这篇文章里，她调整的方向是对自己南京时所界定的阶层论、代言论进行了弱化，将之修改为“底层的自传”，同时肯定了有些导演在宣言前后提到的“纪录是一种性爱的方式，摄影机则成为阳具”。

在生活中，大家并不愿意被看作底层，但在文化讨论时，自称底层似乎就获得了一种权力。吕在此将导演和被拍摄者看作一体，把自己处理成独立纪录片界的维护者，似乎很符合某些人的愿望。但吕新雨无论是强调导演和对象的阶层差别，还是后来改变为强调阶层一致、镜头内外一体（自传说），都是一种简化，是对问题复杂性的遮蔽。尤其是当这些理论是针对南京论坛前后伦理问题的具体讨论时，这些观点就使讨论变成淤泥与沼泽。吕老师说纪录片的伦理问题是“神意”，说独立纪录片导演“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拍摄者与他者的伦理关系

，转换为拍摄者与自我的关系，从而把伦理的压力和挑战转移到自我的身上”，而且她提到了一个“自伦理”的概念。

我认为“自伦理”在论坛前后的辩论语境里是一个伪概念。伦理是在你我之间、在多重关系中建立的，那种你我无分别仅是一种想象。张献民曾这样质问某导演：“你凭什么相信你和被拍摄者就融为一体了？”我在谈到伦理问题时曾说反对过于严厉的道德观，但也不赞成以“做爱理论”抹杀伦理问题。性爱必须是双向的，否则可能是强暴。我们从未在一般意义上指出独立纪录片有伦理问题，我们在论坛前后谈及伦理问题时，是指向非常具体的事例的。这并非“替天行道”，并不是把被拍摄者看作不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去居高临下地代人维权，因为的确在个别纪录片里出现了一种不尊重被拍者意愿，从而造成伤害的例子。即便没有这些事例，镜头之间的权力关系真的不需要任何讨论？镜头前后的差别果真可以通过花哨的学术语言来抹平？当他们宣称知识分子要为底层代言的时候，或者当他们进一步强调这根本不是代言，而是自己拍自己（因为他们同为底层）的时候，这种抚摸式的理论可能使理论家和创作者相处和谐，但摄像机另外一端的人却被彻底排除在外了——请被拍者到场的“真人奖”其实也受到个

别导演的排斥。而学者还富有激情地宣布：“当底层成为自传，底层就不再是喑哑的无名的存在，黑暗、巨大与被遗弃的存在……”也许这个时候，底层才是彻底喑哑的。南京宣言的某些言辞在此反而显得非常有效：“他们口口声声说着底层，也许对于真正底层的处境并不在意。”

评论家何为？在南京论坛后的另外一个座谈会上，吴文光是这样界定评论家的：“评论家是创作者的儿子。”在过去的争论里，要么是父亲（指导创作），要么是儿子（服务于创作）——评论家和创作者是否还可以建立其它的关系？而有的导演撰文公然表达评论界的可怕和毫无价值，询问其具体究竟，却又不愿意细读对方的文本也不愿意进入其中展开讨论，仅以“可怕”名之。当某些纪录片导演认为所有的评论者没有让他满意的时候，当有人以强势的方式宣告学者不具有话语资格并且宣称“评论家必须谦虚”的时候，当此时，学者该如何自处？学者的独立性又如何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