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以及侍郎嘴上谢恩,但并没有往心里去。
倒是那些主事以及衙门内的吏员对于太子感恩戴德。
没说的。
毕竟太子是真的粮食又宝钞。
对于江宁县的操作,他们这群官员哪个不羡慕。
人家六品衙门都有补贴,连个小吏都活的滋润,他们这些高品级的衙门,反倒是没有这样。
好在太子体贴他们,给与了大家一些奖赏。
或者说,当今陛下外出巡视,太子当家作主,让众多臣子心里都感觉十分的“舒爽”以及“轻松”。
至少太子还没有表现出来要干掉你三族的意思。
甚至有些阴暗的臣子暗戳戳的想着,万一天子如同秦始皇一般,在外巡视直接噶了。
太子顺势继位,岂不是天大的好事?
可以说,朱元璋外出,太子当政后,朝堂内的氛围都轻松了许多。
王布犁接到朱标的书信,询问自己一些政策上的问题。
对于绕这么一个圈子的石,王布犁觉得朱元璋也不嫌弃麻烦。
还是觉得有些话,我必然不会讲给他听?
王布犁沉思良久,便直接把雍正的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法子写出来了,用不用看朱标了。
反正损害的到底是官绅阶级,也算是大明政权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没有点强有力的手腕,怕是无法推行下去。
朱元璋也十分差异王布犁竟然洋洋洒洒的写了那么长时间。
不知道标儿与他说了些什么,让他一直写写。
不过朱元璋也没有打扰王布犁,只是听着锦衣卫有关寺庙对抗官府的汇报。
这也是他在路途当中听闻的。
千乘寺僧人犯了法在逃亡期间,公然武力对抗官府,打死衙役一人,打伤两人,逃入寺庙,结果寺庙主持率领二百于僧,包围十余名衙役,不肯交人,待到天明才放他们离开。
寺庙如此这般“武德充沛”,实是前朝遗留。
朱元璋早年间在寺庙厮混,也是懂得这些道理。
在元代,寺院经商是很常见的现象。
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下诏允许僧道“种田入租,贸易输税”现象便普及开来。
如大护国仁王寺是忽必烈的皇后所建,名下资产遍布全国。
其中仅“江淮酒馆”便有一百四十家;
普通寺庙也是如此,元曲里便有“金山寺摆满了贩茶船”之说。
真定路的寺庙奉恩寺,名下也有“邸舍百余间”,邸舍就是旅馆。后来又扩建房屋八十间,还经营着“浴室二区,酒肆一区”。
对元代人来说,寺庙与道观不仅仅是一个信仰共同体,也是一个经济共同体。
寺庙购置田宅、开矿经商需要人力,保护资产或参与倾轧也需要人力。
这“几百余丁”的身份,大概便是如此。
此外,寺庙在元代还享有免服丁役的特权。
虽然该政策多次反复,但就是朱元璋出生一年之后,元文宗仍在诏书里规定“僧尼徭役一切无有所与”、“诸僧寺田有当输租者,免其役”,该政策之后未见变化。
朱元璋十七岁时被家里人送去寺庙,托身于寺四年,除了没地方吃饭,也是为了借寺庙的特权来逃避编户齐民必须承担的丁役。
朱元璋有过入寺的经历,自然清楚寺庙在元代其实是一种有钱、有人、有关系网的社会组织。
所以他对于寺庙以及僧人的态度具有极大的反差两面性。
一方面,他经常表现出对僧道神佛充满了敬重。
南京的灵谷寺因为需回避朱元璋的宫殿,座寺庙连带寺内安葬梁代志公禅师的志公塔,一并被迁走。
朱元璋下令此次迁址的费用与人力全部由官府承担。
新寺庙与新志公塔完工后,朱元璋又以“释迦志公,已逝数千百年,犹能生尔等众”为由,下令释放了所有参与重建工作的囚徒。
其实就是以释放囚徒来向释迦、大觉金仙与志公禅师进献功德。
另一面,朱元璋又长期致力于摧毁僧道与世俗社会的连接,竭力迫使天下寺院退回到枯燥的念佛诵经活动当中,给许多皇子都配备僧人,但一直都没有行动把他们都断开链接。
现在听闻这个见闻,更是让他十分恼怒。
这帮秃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