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新疏三大病根
正月,皇帝特别选拔淮安卫出身的三科武举陈启新担任吏科给事中。在此之前,陈启新曾上书朝廷,其主要内容如下:“当前朝廷存在三大弊端,第一,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是一大弊端。虽然科举考生的文章中充满了孝悌伦理和仁义道德,似乎与古代圣贤的理念一致,但在实际政务处理中,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往往贪婪残酷,此前他们在文章中阐述的理论不过是纸上谈兵。究其原因,在他们少年学习时,老师和父亲教导他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富贵荣耀,因此他们只知道提升自我地位和光宗耀祖,很少有人真正思考如何实践为国为民的宗旨。我之所以效仿贾谊痛哭,正是为此忧虑。
第二,按照资历晋升官员也是一大弊端。参照建国初年的例子,如典史出身的冯坚升至佥都御史,贡生出身的彭友信做到布政使,秀才出身的曾大官至尚书,那时并不完全受资历限制。到了嘉靖年间,仍实行多种途径选拔官员,而现在却过于依赖科学晋升这一途径,并且在这一途径内部还划定了严格的界限。贡生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位只是贡生本身,举人也只能停留在举人层面,贡生知道自己仕途有限,便不再追求更高的修养,而举人也知道自己的升迁空间有限,贪腐也罢,廉洁也罢,不如选择贪求更多。至于进士,他们认为天下官爵尽在掌握之中,与其他进士形成一体,相互勾结,同气连枝,打成一片,无人敢于追究,放纵不羁,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这样一来,官员怎能不贪,胥吏怎能不污?偶有清廉自律的官员,大家反而认为他们是做作,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惊奇,进而排挤他们。我之所以再次效仿贾谊痛哭,也是为此痛心疾。
第三,从知县和推官中选拔科道官员同样是一大弊端。知县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最初上任时还敬畏法规,但一旦被选为知府或推官,便不再顾及仁爱与正义,滥用刑罚,贪婪残酷并行。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科道官员的选拔制度。在他们还未担任科道官时,就以未来能够弹劾他人、影响他人命运的心态自居,而一旦他们担任了守巡司或府一级的官职,其他人也会因为他们可能成为科道官而对他们格外恭维和结交,希望日后能得到他们的提携和庇护。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哪还敢违背他们的心意,制约他们的行为?因此,他们虐待、剥削、颠倒黑白对待百姓,无所不用其极。可怜无辜的老百姓投诉无门,求助无路,无奈之下难免走上犯罪的道路。我之所以再次效仿贾谊痛哭,也是因为这个问题。
国家正遭受这三大病症的折磨,导致文章华而不实,朋党势力日益壮大,人们只追求私利,无视道义,整个社会陷入了迷局,所有人都沉醉其中,不知觉醒。看看那些读书人,早年生活困顿,一旦考中举人,就有了无尽的优越感,等到考中进士,就过上了豪华奢侈的生活,财富多达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试想一下,这些财富是如何一夜之间得来的呢?真是可悲!古人说,财富要么在百姓手里,要么在朝廷手里。倘若财富在百姓手里,他们今天交纳赋税,明天交纳额外征收,至少还有流入朝廷的时候;即便是财富在朝廷手里,朝廷今天从内帑放,明天从国库支出,也有流出的机会。然而,不幸的是,如今所有的财富都被中间的官员士绅剥夺了,何时才能重新流入社会、流通起来呢?不仅仅是财富不流入社会,这些官员自己无需承担赋税、徭役,他们的田产和出产的作物也没有赋税,而且还庇护那些逃避赋税徭役的奸猾之民,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手中。就算财富偶尔流出,也只是用于购买科举功名、地方官职或是寻求升迁,往往是流出一两,又会流入十倍。国家有限的财政资源怎能经得起这样的消耗?上行下效,风气日渐败坏,现在已经到了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如果不根除这些弊端,盗贼必定不会平息,皇帝的天下很可能会在空谈学问、崇尚虚名的迂腐儒生手中走向衰败。
因此,我在大明门外铺纸下跪,随时准备以死进谏,提出了四个解决方法:一是应当尽快废除科举考试,去除空洞无物的文风;二是应尽快恢复孝廉选举,推崇实实在在的德行;三是应尽快废除知府、推官直接选拔为科道官员的做法,去除多年以来形成的骄横放纵的不良习俗;四是应尽快减免受灾地区的钱粮负担,救助连年遭受灾害、无处申诉的百姓。只有这样,真正的人才会脱颖而出,社会风气回归淳朴,国家才能实现良好的治理。”
这篇洋洋洒洒五千余字的上书深刻揭示了当时的弊病,皇帝对此颇为赞赏,因此特意作出了这次任命。当时朝廷中的执政大臣察觉到皇帝有意改革,预料会有特殊的提拔机制,所以让陈启新上书,借此打击善良正直的官员。陈启新上任后,只专注于用简陋车马等事务迎合皇帝简朴的喜好,但却不响应执政大臣的种种要求,因为他痛恨得不到朝中大臣的信任。
译者注:1。在明朝科举制度中,贡生是指各地选拔出来送往京师国子监读书的生员,地位高于秀才,但低于举人,有机会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但其社会地位和晋升空间受到一定限制。
2。陈启新此人颇有争议。虽然疏三大病根说的有理有据,让人信服,但是他本人人品似乎不佳,幸进之后一味阿谀逢迎皇帝,没有什么实干的记载。另外他是武举人转文官,文化水平有限,谈迁所着的明代笔记《枣林杂俎》曾记一事:陈启新有一次奉命出使经过南京,当时的南京兵部尚书李邦华布了一项禁令,其中提到某个地点的问题,原文表述为“如此窒碍难通矣”。但是陈启新误将“窒碍”读作“窰碍”。后来陈启新到了京城,向上级汇报时,提到了靠近京城的陵墓区域窑户挖掘活动造成了损害,他还引用了李邦华之前布的禁令作为证据。然而,李邦华现陈启新误读了文件内容,并为此专门上疏辩解指出陈启新的误解,此事在当时成为了一个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