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1
人物礼赞
人物能以我们的人类同伴所不能的独特方式来塑造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成长过程会激发我们的内在动力,但一旦我们开始吸收故事,人物便会成为同样重要的向导和模型——远超我们的父母和社会敢于承认的程度。被发明的生灵能启迪我们,使我们对自己及身边的人获得宝贵的认知。
前三章会深潜于人性诸因素,以及故事讲述人的艺术原理,而这便构成了虚构作家的职业基础。第一章将对想象出来的人和真人之间的区别进行审视,以作为这一学习课程的开篇。
第一章
人物vs#pageNote#0人
人是一个正在进化的“发展中作品”;人物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表演中作品”。真人对我们的影响是直接而明确的;人物会潜入我们的想象,并含蓄地感动我们。人有社交生活;人物生活在作者发明的卡司中。人代表他们自己;人物象征着人类精神。
然而,一旦进入文本、舞台或银幕的表演中,这些比喻将会变得像人一样,独一无二。不同于人的不透明本性,被戏剧化了的精彩人物,较之你可能认识的任何人,都会更加清晰而又更加复杂,更加引人入胜而又更加平易近人。而且,一旦被框定于她的故事边界之内,她将会一直保持着她所变成的样子,绝不会超越其故事高潮。
人若溢出现实,便是进入坟墓,而一个人物若溢出一
个故事,便是进入另一个故事。例如,吉米·麦克吉尔离开了《绝命毒师》,却激发出前传《风骚律师》;杰西·平克曼同样激发了《绝命毒师》的电影版《续命之徒》。
你不用看太远,就能一窥人物和人之间的分野。只需比较一下演员及其角色即可。即使最优秀的表演者也很少会像他们的人物感召全世界观众那样在日常生活中激励人们。为什么?因为人们的经历远远超越他们的表达,而人物则表达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一个人物进入一个故事,就像是拎着一桶“过去”,内装一块吸收“未来”的海绵,通过写作和表演,将其人性表达到极致,从外表到内核都昭然若揭,令人刻骨铭心,永世难忘。因此,伟大的人物,无论从层次、维度还是延展度而言,都要远超构建他们的人性材料本身。
人存在于每天二十四小时中;人物存在于幕启幕落之间,淡入淡出之间,首页尾页之间。人有一个尚需继续生活的人生,其终结由死神决定;人物的终结由作者来决定,其生命起止于读者开合书页或观众进出影院。[1]
如果一个人物能够进入我们的现实,她将会走出故事,且永不回返。她会选择去做其他更加愉悦的事情而不是去忍受其虚构人生。
人物与见识
较之我们周围的人,人物会给我们带来丰富的见识,因为他们愿意静待我们对其进
行研究。当一个人物在我们面前说话动作时,似乎有一股通灵的力量在引领我们穿越其言谈举止,直达其尚未言说的思想和欲望,然后再更深一层地进入终极潜文本中的静默暗流——她的潜意识。然而,当我们转而凝视自我时,我们的潜意识却总是冥顽不化地潜而不显。正因为此,关于我们到底是谁的真相一直是一个千古之谜。即如罗伯特·彭斯对这一问题的阐述:“哦,但愿有某种力量,赐给我们一种天赋,能让我们像别人看我们一样,看清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会对我们自己迷惑不解,而一套人物卡司便能提供一种集体疗法。
人物会趋向未来,聚焦于个人目标,其自知之明会因其追求而变得褊狭。但是,当我们拿起一本书或买了一张票,我们会首先靠在椅背上去考察围绕着卡司的那个360度的世界,然后再前倾身子去窥探其心理深处。得益于这些审美角度,我们便能获得关于人物及其社会的见识,这常常会比我们看待自己和自己的社会更加深刻。我常常希望我能够像我了解沃尔特·怀特和《绝命毒师》那样了解我自己和美国。
人物极限
无情不绝的矛盾穿插着整个人性——善与恶、爱与仇、慷慨与自私、智慧与愚蠢,如此等等,对立清单永无穷匮。但在日常世界,很少有人会去突破性地探究其内心悖论。我们谁敢
像托妮·莫里森的小说《真爱》里的塞丝那样痛苦地将自己的破碎自我剖析到暗黑深处?谁曾像《风骚律师》里的双面人吉米·麦克吉尔索尔·古德曼那样在道德罗盘上进行多点游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日常生活是否曾像他在《公民凯恩》里的电影化身那样充满着致命的激情?
即使是名人——马库斯·奥里利乌斯、亚伯拉罕·林肯、埃莉诺·罗斯福——人们对他们的铭记也更多地将其作为人物而非人,因为其立传人对他们进行了小说化,作家对他们进行了戏剧化,演员赋予了他们死后的重生。
人物与焦点
人都戴着面具;人物引人探秘。我们经常会遇到要么太难理解,要么与我们太不相关而无意去理睬的人,但作者却能将一个讨厌的人物角色化为一个人格谜团。最优秀的虚构人物需要作家进行严苛的浓缩和敏锐的心理透视。就像我们会纠结于生活中的难缠之人一样,我们的重心会偏向能让我们烧脑的人物。这便是为什么费解的人物反而会令人感觉到更加真实,这倒是一个甜美的反讽转折。人物越吹毛求疵、维度越多、越不可预测、越难理解,反而会显得越引人入胜、越真实。越一般化、越言行一致、越可预测、越易理解,则越不真实、越无趣、越卡通。[2]
人物与时间
从人物的视点而言,时间的长河从她只有一半记忆的过去中
倾泻而出,奔涌进一个未知未来的海洋。但从我们的视点而言,故事讲述将时间空间演化于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影像的框束之中。由于作者冻结了时间流,读者观众的明察之心会在日月年之间纵横恣肆,自由滑行,循着故事线直探根底,挖掘埋藏在过去的因由,在人物的命运到达之前便预测未来的结局。
故事是生活的比喻,表达的是“存在的本质”;人物是人性的比喻,表达的是“生成的本质”#pageNote#1。故事通过一个又一个事件来展开,而一旦被讲述,它便自成一体,就像一尊时间雕塑作品,进入一种永恒存在的状态。而另一方面,一个多层面的角色却会通过冲突来改变并重塑人物的内在和外在自我,直到高潮将她送入故事高潮之外的未来,无论是实质还是境遇,都将大为改观——这便是一道生成弧光。
观念是有寿命的,通常短命。这便是故事为何容易锈蚀的原因,其寓意越贴近时代,其寿命则越短。即使是最伟大的故事,若要幸存于后世,也需要对其主题进行持之以恒的与时俱进的重新解读。
能够永生的是人物。荷马的奥德修斯、莎士比亚的克里奥帕特拉、詹姆斯·乔伊斯的利奥波德·布鲁姆、阿瑟·米勒的威利·洛曼、马里奥·普佐的迈克尔·柯里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侍女奥芙弗雷德以及查尔斯兄弟的弗雷泽和奈尔斯·克雷恩在他
们的故事淡出记忆很久很久之后,仍将存活于世人的想象之中。[3]
人物与美
当人物的特性和深度弥合得天衣无缝时,她便能散发出美。美不是漂亮。漂亮是装饰性的;美丽是表现性的。这一品质被描述为和谐(柏拉图)、容光(阿奎那)、崇高(以利亚·约旦)、清秀恬静(拉斯金)、一种无为的平静(黑格尔)——一切均旨在定义从美术中散发出来的感觉,无论这些作品是如何的动荡或暗黑。一个人物也许十恶不赦,甚至如恐怖片中一样丑恶不堪,然而当其特性被和谐为一个有意味的整体,她便能辐射出一种美,无论其多么古怪。正如柏拉图教导我们的,我们对美的反应感觉非常像爱,所以我们从精彩刻画的人物那儿所得到的愉悦已经远超于理性的判断——它是一种喜爱的感受。美能放大我们的内心生活;低俗只会令其麻木。[4]
人物与移情
对一个人物的移情要求精妙地感悟。代入式认同能够激发我们的感官,并激励我们的心智。人物赋予我们反射的能力,让我们从里到外地认识自己。在我们对自己感到陌生时,在我们言行不一时,在我们口是心非时,在我们掩饰自己的美丽时,他们能够让我们明白我们到底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是我们这个谁。[5]
亨利·詹姆斯说过,写小说的唯一原因是要跟生活竞争。同理
,创作人物的唯一理由就是要跟人性竞争,炮制出一个比我们可能遇到的任何人都更加复杂、更有启迪、更具磁性的人。如果故事和人物不去跟现实竞争,那我们便不会去写它们。[6]
从一个讲好了的故事中#pageNote#2,我们想要什么?去一个我们永远不可能经历的世界中生活。从一个讲好了的人物中,我们想要什么?通过一个我们永远不可能忘记的人去经历一个我们永远不可能过上的人生。
难忘的人物能在我们的心灵中找到家园,把我们拽进一种共通的人性。得益于移情的连接,一个人物能够引领我们游弋于他人情感生活中的那种让人感同身受而又刻骨铭心的经历。一个难忘的人物能够游离于她的故事,然后留存于想象中,鼓励我们将自己的思想送进她的场景的缝隙之间,送进她的过去和未来。
不像我们,人物总能左右逢源。在纸上,生动的散文描写和对白能够点亮我们的镜像神经元,赋予人物高度的存在感。在舞台和银幕上,演员能把作家的创作演活。作为观众的一员,我们能够从个人视点来深化、提炼并封存每一场表演。其结果是,每一个人物在步入我们心灵的过程中,都将获得独一无二的明暗亮度。确实,就像梦中的影像,写好了的人物要比现实生活中的真人更加生动,因为无论如何对其进行自然主义的刻画,人物在
内心深处都象征着人类精神。
人物与作者
尽管人物似乎是在以人们的现实生存方式而生活在虚构的世界,但一个故事的卡司的人造性就像一个芭蕾舞团一样——一个为了满足作者的目的而精心设计编排的社会。[7]这个目的是什么?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个?为什么要创造人类的传真版?我们为什么不跟朋友和家人共度时日,而满足于他们的陪伴?
因为现实永远不够。心灵需要意义,而现实却无法提供鲜明的开始、中间和结尾。故事可以。心灵需要对自己以及他人的隐秘自我进行不羁的窥视,但人都戴着面罩,无论内外。人物没有。他们是裸脸入场,半透明退场。
事件本身是没有意义的。雷电击中一个空场是毫无意义的;雷电击中一个流浪汉便有了意义。当一个事件加上一个人物,自然的冷漠便突然充满了生机。
当你创作你的人物时,你会自然地搜集人性碎片(你的自我意识,你对似乎像你却又不太像你的人的感悟,周围的各色人等——时而陌生,时而陈腐,今天和蔼可亲,明天却拒人千里)来创造虚构生灵。然而,你完全明白,你所构思的人物并不是真实生活给予的灵感。尽管一个作家生活中的真人能够撞击出思想的火花,就像一个母亲会以爱丈夫时从来没有过的方式来爱她的儿女,一个作家对生长在她的故事花园中